釉里红瓷器特点

浑然一色的铜红釉瓷器，是在元代景德镇烧制成功的，此时在红釉瓷器上已经不再见到钧窑器物上那种红蓝相间或红中闪紫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纯净的朱红色。1974年江西景德镇市郊凌氏墓出土了两件红釉瓷俑，两俑身着宽袖袍服，头戴官帽，双手执笏拱立，除脸部、手和笏板饰青白釉外，衣履均为红色。虽然瓷俑身上的红色有些红褐不匀，红色也不够鲜艳美丽，但它毕竟是我国制瓷史上出现的红釉。从墓志铭上可知，瓷俑的烧造年代至迟应在元代至元四年(1338)以前，它标志着元代景德镇制瓷 艺的进一步成熟。从此红釉瓷器能够自成体系，它与青釉、蓝釉等颜色釉末产成为我国颜色釉瓷中的奇葩。

如果说元代的纯红釉还处在创烧阶段，那么明代的红釉器就已红完全成熟了。特别是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成功的鲜红釉，色调，釉厚如脂，《景德镇陶录》称“永乐鲜红贵”绝非过誉之词。宣德红釉比永乐鲜红，它虽没有永乐红釉鲜明温润，但红中稍带黯黑，红而不鲜，更显得静穆和凝重。又由于釉色中闪耀出如红宝石一样的光泽，耀眼夺目，所以又称为“宝石红”(图四六)，《景德镇陶录》因此有“宣窑”以“鲜红为宝”之说。

指清代康熙时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陶官郎廷极署窑务时烧造的一种高温铜红釉。其釉色好似初凝牛血一般鲜红浓艳，并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光亮夺目，极尽绚丽灿烂(图四七)。在西方通称为“Sang de boeuf”，它可与饮誉中外的明代宣德“宝石红”并驾齐驱。郎窑红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釉的流动性，其口边一圈因釉薄而呈白色。通体釉面除开有大片裂纹外，还有许多不规则的细小牛毛纹显现，垂流部分更是色浓釉厚，但它们恰好中止在底足周围，整齐如削，决不流过，这些都形成郎窑红的一种特风格。基于这些特征，在文物界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的说法，也成为鉴别真伪郎窑红的一条重要依据。由于郎窑红的釉料制作和烧成温度极难掌握，所以在景德镇流传有这样一句话：“若要穷，烧郎红。”这也是郎窑红之所以名贵的原因之一。清人许谨斋曾有一首诗赞美郎窑红早：“宣成陶器夸前朝，……迩来推郎窑，……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戏呈紫衡(郎廷极之字)中丞》)诗中所言的“红琢玉”就是指郎窑红而言，“贡之廊庙”则说明当时郎 窑红器物曾从内廷。结合郎窑红的传世之物，也不难看出，如观音尊、棒捶瓶、穿带瓶、胆式瓶、梅瓶、僧帽壶、高足杯等，无论其造型、釉色皆鲜红浓艳、雍容华贵、气度非凡，应该都是宫中陈设之物。

豇豆红在欧洲有专名为“Peach Bloom”(桃花红)。它之所以蜚声瓷界，珍贵无比，一方面是由于其釉色如婴孩双颊微赤，美人初开笑颜；或红似海棠花初放，桃花绽开；或如早霞朦胧，旭日东升，富有无限诗意。另一方面也由于烧成条件极难掌握，是铜红釉中难烧的一种。根据科学分析和显微观察的结果表明，烧制豇豆红重叠挂釉两三层，它即需使用还原焰煅烧，还要适当放入一些富于氧气的空气，方能出现那种复杂微妙的绿色或桃红色，可说是巧夺天工。豇豆红仅见康熙一朝烧有此品种，而且是宫廷御用之器。传世吕中绝无大器，主要以文房用具为主，如菊瓣瓶、柳叶瓶、太白尊、石榴尊、笔洗、印盒等，器物底部均书“大清康熙年制”青花款，所以更为珍奇。

观察釉面特征‌：老瓷器的釉光滋润，胎质非常瓷糯，而新的瓷器胎比较生硬。老红釉瓷器的釉面可能会有制作痕迹，如拉胚成胎时留下的橘皮圈，而新瓷器则表面细腻光滑，没有这种纹路‌

‌检查制作痕迹‌：老瓷器有桔皮纹，而新的没有。老红釉瓷器属拉胚成胎，表面有一圈橘皮圈，新釉瓷器属浆胎制作，表面细腻光滑，没有这种纹路‌

‌观察底部状态‌：把红釉瓷翻过来，观察其底新旧程度。老红釉瓷底部有用过摩擦的痕迹，釉底会有损伤划痕，而新瓷则没有或用酱油烧色做成旧瓷‌

胭脂红釉的创烧可以追溯到清康熙末年，雍正、乾隆、嘉庆、光绪等朝均有烧造，其中以雍正朝产量大，质量精。这种釉色初是从欧洲传入，因此也被称为“洋彩”或“洋红”。胭脂红因颇如女子化妆的胭脂之色，故而得名!清雍正 内洋彩瑞果纹外胭脂红釉杯一对

尺寸直径6.9cm×2

成交价RMB 10,465,000

中国嘉德2023春季拍卖会

在清代康、雍、乾时期，景德镇御厂彩瓷制作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胭脂红釉作为这一时期创新意义的代表性彩釉之一，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柔美纤细的色彩与器型满足了帝王对于文人雅骨的追求.

胭脂红是珐琅质色料中应用为成熟和多样的，既能在彩绘中表现多个色阶，又能作为彩绘的色地使用，除此之外胭脂红还被作为彩釉，创新了胭脂红釉新品种，并能呈现多种色调与色阶，由浅至深常称为胭脂水、胭脂红和胭脂紫，胭脂红料的表现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