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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头换面。作伪者利用旧书画，采取挖割、揩洗、添款、移款等恶劣手段，变无款为有款，近代改古代，小名家改大名家。曾看到一幅属于清朝初期接近扬州王汉藻艺术风格的山水楼阁图，被人洗掉名款，添上刘松年的名字，冒充南宋画。还看到一幅绢本设色山水，经过裁割、添款，伪造成清初画家郑旼的作品。凡是名款被洗掉、挖掉或从别处移过来的，纸绢上总有些痕迹可寻。书画一经裁割，势必影响通幅布局的完整性，只要具有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也是不难鉴别的，特别是后添款的笔迹，墨色往往浮在纸绢上面，容易看得出来。

真伪混杂。有的把题跋与绘画割裂开来，重新补配，装裱成卷，这样就变成真画假跋、假画真跋两件东西了。也有所谓“雨夹雪”的办法，从一部册页或一堂屏条中，用伪品抽换一些，真真假假，借此来欺世牟利。更有在没有题款的肖像画上，无中生有，瞎造一个画家的名字，题在上面，就是为某某（如曹雪芹）画的像，还拼凑一些别人的题跋附在一起。凡此种种，我们都要仔细观察，去伪存真，还其本来面目；否则，鉴定失误，会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坏的影响。

学习鉴定书画，要辨认各个时代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步认识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风格。
书画家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地位、质量情操、生活经历、师承渊源、审美观点、创作实践等各不相同，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貌。
我国书画艺术非常讲究骨法用笔，辨认个人风格，笔法至关重要。每位书画家执笔运腕，落笔轻重缓急，用笔中锋、偏锋、圆转、方折等，笔法各有特色。例如宋代四大书法家，按照当时米芾的说法，蔡襄勒字（用涩笔写），苏轼画字（用笔重按），黄庭坚描字（用笔轻提慢写），他本人是刷字（用笔快速书写）。勒、画、描、刷，说出了宋四家的笔法特点。

书画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所形成的特征是多方面的，例如：清代书法家刘墉喜用浓墨，王文治喜用淡墨，因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称。近代吴昌硕写石鼓文喜用焦墨，黄宾虹作画则常用宿墨。五代山水画家董源、巨然用披麻皴，南宋马远、夏珪用斧劈皴，元代倪瓒用折带皴。明代仇英画人物眼睛很小，清代高其佩用手指头画钟馗往往不画眉毛。明代徐渭善画大写意花卉，落笔如风，绝少用色；恽寿平以没骨法为花卉传神，风姿绰约，则以色彩见长……可以说，历代书画家都有自己的面目，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只要多看多记，就能逐步辨认出他们的风格特征。

鉴”与“考”的作用
鉴定一件书画，可以用“鉴”和“考”两种方法。“鉴”就是比较，“考”就是考证。
要比较就得看实物，多参观展览；如限于条件，可多看看影印本。要有目的性去进行比较，真迹与真迹比，同时代作品之间相互比，比其同；真迹与伪品比，不同时代作品之间相互比，比其异。通过反复比较，逐步认出时代、个人的风格特征。
许多书画鉴定家都在“鉴”字上用过苦功，口传心授，留下不少好的经验。有些经验比较具体，容易捉摸。例如：书法大轴元朝很少，明朝才开始流行；团扇只见于宋元，到清晚期突然又流行起来；折扇开始于明成化、嘉靖年间，明末清初流行泥金折扇；装裱的对联出现于明末清初；明晚期题款中出现“仿某家”字样；明末清初书画上款位往往写“盟兄”“老社长”“老年翁”，清乾隆以后才出现“仁兄大人”一类的称呼，等等。这些具体经验，一听就懂，一用就灵。有些所谓宋朝岳飞、朱熹的对联，明朝早期王绂的书画折扇，不看实物，便知其伪，就是靠的这种具体经验。

除了“鉴”以外，有时为了辨真伪，还得借助于书画家传记、书画著录、有关诗文、历史知识、衣冠制度等作必要的考证。我曾先后见过两本一模一样的明朝徐渭写的《金刚经册》，署款：“万历二年岁在癸酉夏六月六日弟子文长徐渭奉母命沐手敬书。”稍加考证，漏洞百出。万历二年干支是“甲戌”，不是“癸酉”；徐渭十四岁时嫡母卒，四十八岁时生母卒，万历二年徐渭已五十二岁，嫡母、生母早已去世，岂有再“奉母命沐手敬书”的道理。当然，也有可能徐渭遵照嫡母或生母在世时嘱咐而写，但根据时代风格、个人风格以及印章、纸质等来判断，这两本字册肯定是伪品，或即是绍兴本地区的假货——“绍片”。又见清朝初年画家萧云从山水册，自题作于康熙戊午，而萧云从死于清朝康熙十二年，戊午是康熙十七年，绝不可能死后五年再爬起来作画。书画家的生卒年代，对于鉴定书画真伪非常有用，但要注意：一是史传的可靠性。就浙江历代画家而论，王冕、陈洪绶、金农、钱杜、费丹旭、任熊、任颐等，或生年，或卒年，不少史书记载有错误。二要考虑书画家本人有写错干支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孤立地认为干支写错，书画必伪，要善于用联系的观点，多方面进行审查，有了把握，再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