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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学界禁言,徐小虎完全不能理解:“这真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每本书都会有错,我也会犯错,你们可以去做研究来证明我的错误,为什么只是不许我发表意见?”徐小虎一直期待着有人能抨击她书中写错的地方或是有年轻教授拿着这本书去继续考究中国其他古画的创作年代。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只是沉默。
“我仿佛成了烫手的山芋,众人避之唯恐不及。不但没人与我讨论书里所提出的问题,我反而好像瞬间由机构与学术刊物间消失,成为一个不存在的人。”在《被遗忘的真迹》中文版自序中,徐小虎这样写道。
在和美国学者的交谈中,徐小虎知道大家其实都看过《被遗忘的真迹》,却“不喜欢它”,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重新检验每一幅古迹,而此前的研究也基本都成了无稽之谈
那一年,徐小虎在上海博物馆开会时,看到前来参加的评论者,她愣住了,问身边的老学弟:“看看他们,好像都比我们年轻,是吗?”学弟回答:“那当然了!”“可是,我清楚记得上次开会的时候,站在台上的老师都比我们老很多啊!”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因为被禁言,已错过整整一代学者,成了全场“老的人”。
也是在这一年,身处争议漩涡几十年的徐小虎去尼泊尔的深山里修行,除了参加活动,很少离开这里。
《被遗忘的真迹》出版至今已有5年,豆瓣评分8.6。在读者的评论中,有人赞同徐小虎敢钻研敢发声的态度,有人欣赏她为“中国画辨伪学”作出的努力,也有人认为她用西方学到的鉴赏方法来给画作断代是一种中国艺术史缺的“”。
今年9月,徐小虎的新书《南画的形成:中国文人画东传日本初期研究》再次由理想国出版。她也因此走出尼泊尔的深山,再度来到北京。
在一系列的新书活动中,徐小虎习惯用“小虎”称呼自己,每当说到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她就会忍不住开心地笑起来。参加活动的年轻人纷纷用“可爱”来形容她,而她本人也在做一件更可爱的事——她期待建立一部“没有大师的中国书画史”,在这部历史中,书画不分大师还是无名氏,只论创作年代和艺术价值。
“这是一项民族的工程。”原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古代书画杨新说。
1972年夏,国家文物局筹备出国文物展览,将傅熹年借调回京,又给了他一次重拾旧业的机会。他画了很多供出国展览的图,包括根据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等遗址实测图绘制复原图和彩色渲染图。
这期间,他有了重新接触古籍的机会,得以查了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和《新唐书》。启功的图书也已启封,查了《资治通鉴》。他们都发现了写经发愿人为武则天的确切证据,英雄所见略同,彼此抚掌称快,认为总算解决了一桩小公案。
但如果要写成文章,当时却颇有些“违碍”之处。因为这段历史的背后,涉及武则天迫害同父异母哥哥致死、毒死外甥女等狠毒之事,以及她表面上孝心通天实际上却公然污蔑自己的母亲与外孙乱伦。这在当时大捧“女皇”的情况下,实无异于自寻烦恼。
直到后,编《中国法书全集》,启功和傅熹年都觉得应该收入武则天的这篇发愿文残段,傅熹年才写出了这篇考证文章。因为无论如何,其中的书法之美,都不能不令人赞叹。至今,这段发愿文残片的照片还压在他书桌的玻璃下。
鉴定全国公藏古代书画
后,傅熹年结束了多年的漂泊生涯,得以回归,右派问题也在1979年“改正”。但是,他仍然不能心无旁骛地搞,因为,80年代,他又“跨界”成为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
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工作早开始于60年代初。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文化部文物局组成了鉴定小组,张珩为组长。张珩于1963年病逝,不久“文革”开始,这项工作就完全停顿了,直到1983年,才在谷牧的批示下重启。当时决定,由中宣部下发文件,将鉴定全国公藏古代书画作为一项国家任务下达。
1983年8月,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正式在北京成立,上海博物馆顾问谢稚柳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任组长,谢辰生代表文化部文物局负责协调工作,组员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邦达、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杨仁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九庵,以及当时在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建筑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的傅熹年。
傅熹年是在启功、徐邦达和谢辰生的联合推荐下进入这个组的,全组七个人中,六人都是七十往上的老,只有他是50岁的“小字辈”。
8月底,期巡回鉴定在北京启动。在故宫博物院丽景轩鉴定书画,以“文革”中的抄家文物为主。接下来,先后鉴定了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总店、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馆所藏书画。
由于鉴定组大多是高龄老人,鉴定只在春秋两季进行,每次三个月。《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名画当然也要过一下眼,过完就赶紧收了,这些都是早已公认的国宝。
1985年、1986年上半年,鉴定组移师上海。在上海,发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
上海博物馆所藏元代名画中,有一卷题为赵孟頫所绘《百尺梧桐轩图》。此图绢本,青绿设色,画的是园居闲适之景。图中一人便服闲坐在梧桐轩中,旁有一童子捧茗,一使者抱琴,高大的梧桐树环绕四周。全图笔法秀雅,设色工丽。画后有周伯琦、张绅、倪瓒等七人的题诗,都是元末名家。对此画是否为赵孟頫所画,傅熹年提出了不同看法。
鉴定工作结束后,傅熹年偶然翻阅旧笔记,起了对《百尺梧桐轩图》加以考订之心。因为这幅绘画之精雅、题诗诸人的声名之煊赫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一幅伪作却会有七位同时代名家为它题跋?
通过研究题诗的内容和题诗的时间地点,他判定,画上的梧桐轩主人应是张士诚之弟张士信。当时张士诚以富庶的平江(苏州)为中心割据江浙11年之久,在遍布全国的元末起义烽烟中,这里成了一个文学艺术盛的孤岛。傅熹年认为,画的作者应是当时居留在平江的一位名家,其画风受到赵孟頫的影响。张士诚兵败身亡后,收藏者不得不裁去原款,伪托赵孟頫所作,实是为了将画作保存下来而不是为了欺世盗名。因此,此图虽非出自赵孟頫,也有特殊的历史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