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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些书画家的生卒时间等问题，在过去的文献中，有的没有记载，有的记载不够真确，这样，作品本身就变成了手材料，它能补充文献的不足或纠正文献的错误。
例如：有些书画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但在文献上根本就查不到这位画家，更谈不上弄清他的字号、籍贯、生卒时间、艺术专长和主要活动了。这样的例子是相当多的。
又如：宋代赵孟坚（子固）的生卒时间，许多文献记载为生于南宋庆元五年己未（1199），卒于元代元贞元年乙未（1295），97岁。有人对此有怀疑，但一直未能解决。1962年《文物》第12期，刊载了蒋天格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考证文章，推算出大约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依然还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我们根据赵孟坚的朋友顾光题赵氏《水仙》卷诗，中有"甲子须臾事，蓬来尺五天"二句，清楚地说出赵孟坚死在甲子年，即南宋景定五年（1264），时年65岁。这样就解决了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元代柯九思的生年，过去有的书籍上的记载是错误的，例如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记载为生于元皇庆元年壬子（1312），天历二年己巳（公元1329年）被拜为"奎章阁鉴书博士"，也就是说，柯九思虚龄18的的时候就担任了这个职务。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人虽有天份，大哪有18岁就任"奎章阁鉴书博士" 钤的呢？显然，这一记载是错误的。那么柯思九的生年应该是哪一年呢？故宫博物院藏元代元代虞集《诛蚊赋》卷，后尾纸上有柯九思的题跋，柯氏名款下钤盖了几方印，其中一方印为"唯庚寅吾以降"，这方印章为他的生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考元代有两个庚寅年，其一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再一为至正十年（1350）年，柯九思的生年毫无疑问是个庚寅年，即公元1290年。天历二年己巳时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已经虚龄40了。
月雅艺术图书《中国书画鉴定与研究》 王连起卷 故宫出版社直营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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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关于石涛的生卒时间，过去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和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生卒年表》均记载为：生于明代崇祯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岁尚在。广东省博物馆藏的石涛《山水》册上石涛自题七绝云："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往，一身禅病冷如冰。庚午长安写此。"上海博物馆藏的石涛 《六十自涛诗》云："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恸恸，非一日语可尽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躯，今周花甲……"后接七言诗，其中有"……白头懵懂话难前，花甲之年谢上天……。"我们根据这两件作品，都可以推算出石涛生于明代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这两件作品都是石涛五六十岁时所作，取的是整数，按一般写文章的习惯是可多可少的。近看到石涛《花卉》册十开一本，其中画兰花的一开自题诗云："十四写兰五十六，至今与尔争鱼目，始信名高笔未高，悔不从前多食肉。"又画芍药的一页末识云："丁秋十月拈格斋先生句作画"。按"丁秋"即"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上推56年则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这才是石涛的确实可靠的出生日期。

字画真假鉴定方法
文史知识
历代帝王年号、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识，对于书画的正确鉴定，往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历代帝王的年号在开始或终结时，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个皇帝死了，又换了个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换了年号，也有些当年并没有改元，依然沿用旧的年号。例如：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仅一个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没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为天启。我们从某些书籍上看，万历只有47年，泰昌仅有一个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检（毅宗）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书籍上把这一年算作清代顺治元年。
我们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日，同样是符合逻辑的，例如：杨铉《临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的款写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时崇祯十七年春月也。"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16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

又如南宋赵构（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写的已被刻入《三希堂帖》的《行书千字文》卷，将文内"玄"字改成"元"、"让"字改成"逊"、"殷"字改成"商"、"树"字改成"竹"、"贞"字改成"清"、"敬"字改成"敬"字少写后一笔、"竟"字改成"馨"、"恒"字改成"齐"、"匡"字改成"辅"、"桓"字改成"泰"、"纨"字改成"团"、"丸"字改成"弹"、"朗"字改成"晃"、"悬"字改成"迁"。共计改写了14个字，都是宋讳。"玄、悬、朗"避赵氏始祖名玄朗，"敬、竟"避太祖匡胤之祖父名敬，"殷"避太祖之父名弘殷，"匡"避太祖名匡胤，"恒"避真宗名恒，"贞"避仁宗名祯，"树"避英宗名曙，"让"避英宗生父名允让，"桓、纨、丸"避钦宗名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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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运用避讳进行书画断代，要了解避讳的时代特点，例如宋代"玄"、"朗"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赵桓大中祥符五年开始避讳的，在此以前这样的字是不避讳的。如果见到一幅宋代人写的字或者绘画作品的题诗，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以前，对这些不避讳是符合规律的，而款为大中祥符五年以后的，这些字不避讳就不合规律，就有问题了。
我们这儿所讲的只是一般的情况，此外，也还有极个别特殊的例外，如米芾的《蜀素贴》卷中，前后有两个"殷"字，一个缺一笔，另一个就不缺。这就要根据具体的作品作具体的分析。

同时，对于避讳问题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变地对待，有些临古的书法作品，完全按照原样临而不避讳。例如经过鉴定确为南宋赵构（高宗）所书的《临古二体千字文》卷，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临写的，文内的字均避唐讳（诸如"渊"、"世"、"民"等字均被避讳），而没有一个字是避宋讳的。
总之，避讳的问题是复杂的，在书画鉴定中运用避讳来断代，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要依据不同的条件，灵活掌握。

怎样从装裱形式来辨别书画的真伪
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证。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色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必然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如的宋“宣和装”，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是个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例外，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金章宗也用七玺，染清标常在前、后隔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这些都各有他们的习惯。

当绢拓出后，丝格间均以浆工添平而不漏底，使绢面平光如纸而能作画自如。从现今流传的此等托绢的画作看，几乎皆为清同光以后所画，而此绢在清末画家中除极少数廉价售画的不画家使用外，大多是坊间的行画在使用，—般画家均不使用。故方琮的这个山水以网网丝绢为材料便引起首要嫌疑。由于材料粗糙，所钤小印几乎看不清为何字。从装裱看，亦为民间粗制花绫所裱。这些皆是缘于成本合算，当时本为普通商品画，面向普通购买者。
有一种复旧方法能使两幅作品几乎完全相同，这就是揭裱旧字画。自明朝以来，书画常用的质料是宣纸，宣纸经特殊工艺制成，与纸不同。如果宣纸在制作时一次成形，其厚薄多不均匀，因此必先作极薄的一层，根据其价格宣纸可以加层。一般普通的宣纸也有二三层，厚的有四五层之多。因此，一张宣纸也可以再分解为数张。这样，书画原作一经商人之手，必设法揭出若干层。由于宣纸用墨极易渲染，几乎每层都可以浸透画家的笔墨，但揭层越多，笔墨越淡，每层的原作也比较淡，作伪者便再用宣纸裱数层，墨迹轻淡之处再照样添补，新墨如很明显，再用熏旧之法使其变旧变暗，真伪便难以分辨。不知此情的人在将古旧书画或名人书画送给裱工装裱时，上一层笔墨俱佳者往往被他们揭去，被骗后也不知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