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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出土资料，汉代流行鎏金银技艺的铜镜。所谓鎏金银是用剂涂附法来外镀金银的工艺，一般是将与金粉或银粉合在一起研磨成剂，涂在处理干净的铜器表面，用一定方式加热器物，使剂中的挥发，留下金粉或银粉均匀地附在铜器表面。


铜镜常常出现在纪年墓葬之中而与其他遗物共存，由于造型、纹样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时代变化也比较清楚，往往作为断代的重要参考。 综观我国古代铜镜发展的历史，从其流行程度、铸造技术、艺术风格和成就来看，战国、两汉及唐代是铜镜重要的发展时期。

汉代是我国铜镜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墓葬出土的铜镜以汉代的数量多。汉代铜镜不仅数量上比前朝多，而且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大发展，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汉武帝时期的铜镜以四乳钉为基点组织主题纹饰的布局方式，铜镜向世俗化与商品化方向发展；二是主题纹饰，地纹逐渐消失；三是主题纹饰素朴，图案结构简单；四是铭文逐渐成为铜镜纹饰的组成部分，汉武帝前后出现了完全以铭文为主题内容的铜镜，这个时期半圆球状钮完全代替了战国铜镜的弦纹钮，成为我国古代铜镜钮的基本形式。


　　

殷代铜镜均为圆形，镜面或微凸，镜身较薄，背面有一桥形拱起。西周时期墓葬出土的铜镜也都是圆形，镜钮有桥形、半环形、长方形等多种类型。铜镜可分为素面镜、重环纹镜和鸟兽纹镜三类。西周早期以素面镜为主，到西周中期出现了有纹饰的铜镜，到晚期出现了动物纹饰，打破了以素面镜为主的传统。

　　

据考古资料记载，远在殷商时期就有铜镜，春秋战国时期，铜镜已成为当时常用的生活用品，以后各代均有铸造。直到玻璃镜出现以后，它才随着玻璃镜的普及而退出历史舞台。


　　

至于宋代受祟古风尚的影响，铸出的仿古鼎形、仿古钟形铜镜，更具时代风格。近日，杭州尊慧征集到一款古老的青铜葵花镜，此镜直径为16cm，圆钮，六瓣葵花形，因年代久远，此青铜葵花镜上布满铜绿及被氧化的痕迹，但这也此镜之年代古远却为青铜所制。据悉，古代青铜镜除了起照容整装的作用，还被用来装饰、馈赠、祈求吉福以至传达情谊。

在古代，铜镜的大小也千差万别，但大体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小型铜镜尺寸一般在3厘米～8厘米，它们均小巧轻薄，用绹绳系于腰间，随身携带。中型铜镜尺寸在10厘米～39.4厘米，正如尊慧征集到的此青铜古镜，它厚重精美，使用时或悬挂在墙壁上，或置于镜台上，用毕还有考究的镜奁存放。需知铜镜不但要时时擦抹干净，而且还得常常去磨光，才能够保持光亮如新，照出影像来，所以古人对待铜镜，一般是珍而重之的。

两宋时期，青铜镜发展愈加实用化、民俗化。除了官造镜之外，民间造镜更加普遍，这得益于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流通。所以谈到宋代铜镜，其代表往往是民间私造镜而非官造镜。基于这一点，宋代青铜镜与前代相比较，发展变化的就是铸镜地点的普遍化，且形成了几个的铸镜中心。如浙江的湖州、临安，湖南的潭州，江苏的建康，江西的饶州、吉州，四川的成都和福建的建州等为。另外，青铜镜本身也具有了很浓郁的民俗特点。

从纹饰上来看，多选用来自于实际生活中常见的题材，如牡丹、菊花、桃花、缠枝花、双鱼纹、鸟兽纹、双龙纹、双凤纹、山水人物、亭台楼阁、神仙故事等，都是常见的图案。如清宫旧藏器“莲花飞蝶镜”，环绕镜钮饰一周圆点纹，缀以三朵莲花，间饰三只蝴蝶，图案化。此类铜镜洛阳附近出土较多。再如“龟鹤仙人镜”，元宝形钮，钮侧有长须仙人端坐，饰背光。钮另一侧是童子献寿图案。钮上有飞鹤，钮下饰龟和花草。纹饰间空白较大，铸造也粗糙。此类镜与出土器比较，1974年浙江衢州市龙游公社出土一面菱花镜与之纹饰相同(《浙江出土铜镜》147);《岩窟藏镜》四·29与此镜图案相同，但纹饰左右相反，据称系“宋金时期山东东南路修公路时出土”;另《四川省出土铜镜》也载有两面，一为重庆出土，一为绵阳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