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全国上门收购古董古玩

朱耷的“八大山人”白文印，“何园”朱文印，似是而非的也不止对。沈石田的“白石翁”“启”“石田”等印，尤为纷乱，已到了不可究诘的地步。翁方纲考证赵孟頫的那方上面碰弯了边的“赵氏子昂”朱文印才是真的，赵孟頫活到69岁，书画的生涯超过了他生命的一半以上，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却只准许他有一方这一印文的印章？而与此印文相同，尺寸、篆法仅有毫厘之差的，却也并不是不真的呀！

根据一系列的实例，元代以来，各家的印章，名号相同，朱、白文相同，篆法相同，仅在笔画的高低曲直有极细小的差距，已形成了普遍的现象。其所以如此，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出于作家们的要求，一种是印人在章法上所表现的习惯性。至于只承认某些印章是真，所依赖的证据是什么呢？是根据图章本身，还是其他因素呢？篆刻本身，有它的流派与特风格，这是认识篆刻的主要方面。但是，被用在书画上的印章，作者与收藏者却并不是专取哪一家或哪一派，而大多数印章，看来也无法认出它是出于某家刀笔。因此，从风格特征来作为辨认的依据，就失去了它的效用而感到漫无边际。而它的现象又都是大同小异，混淆不清，尤其在近代，利用锌版橡皮版的翻制，相反地可以做到毫厘不差。

文本文献鉴考结合派：张珩、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
　　在文本文献的鉴考结合派中，当首推张珩、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几位大家。虽然他们书画鉴定的成就各异，影响各有大小，但是在中国20世纪的书画鉴定领域里，几位却是不祧之大宗，整体影响极为广泛与深远。这些名家不仅具有丰富的书画鉴定实践经验，而且大多兼工书画，淹贯经史，著作宏富，具有特的学术代表性和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张珩、谢稚柳以及徐邦达三人都出身于较有文化素养的家庭，年轻时即已投身书画行业，要么专攻书画鉴定，要么心仪书画创作。如
，其祖父就有大量的藏书，并且精于版本之学。同时他的家境较为富庶，唐宋名迹都有收藏，明清两代藏品更是不胜枚举。他生前曾经留下一本小册子《怎样鉴定书画》，在书中他明确指出书画鉴定的目标是“辨真伪明是非”，同时他把鉴定可依据的书画文本因素归纳为“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在提倡
要鉴定方法的同时，要注意
(书画的时代风格与书画家的个人风格)和

此种鉴定方法对鉴定者本身的书画水平具有很高的要求，谢稚柳因其本人具有较高的书画创作能力和聪颖的鉴定才智，使其成为这一鉴定方法中的巨擘。谢先生对传世有名的王羲之《游目帖》的鉴定，可作一例子。对于此帖，抛开所有的旁证迷惑，仅仅从其笔势与形体来看，已具有元代赵孟頫的风格，所以它不是唐宋勾填本，而是元人的手笔。这一鉴别结果，正是基于对《游目帖》的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的比较中得出的。谢先生的鉴定理念，他的《水墨画》和《鉴余杂稿》二书有详细记述。

徐邦达
先生幼年即接触大量古今书画，14岁开始习画，从苏州老画师李醉石学习绘画，从赵时枫学习古书画鉴定知识。后入当时海上书法家、画家，鉴赏家吴湖帆先生之门，书画与鉴赏能力日进，年不及三十，即以擅鉴古书画于江南。20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代书画鉴定研究工作。在长期书画鉴定活动中，徐先生逐渐形成了高度重视书画本身的笔墨，题跋、历代书画著录、印章、纸绢、装潢形式等因素以及相关文献的考据与实证，实行鉴考结合，绝不允许“模糊度”，与启功先生提倡的“书画鉴定中要有模糊度”恰恰相悖，体现出徐先生追求鉴定科学性的学术取向。他的鉴定方法具有如下明显的特色：一是在鉴定中建立可供参考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