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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鉴定家这种朦胧的意识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那就是“眼的印象”,即鉴定家在接触到一件古书画作品时,顷刻之间所作出的综合判断。人的大脑是一架活的电子计算机,平时不断储存信息资料,一旦需要,就会输出有关的信息资料,以提供选择和分析,迅速作出初步的判断。如,在书画鉴定中,忽然碰到一件明代书画家文徵明的作品,鉴定家的大脑在顷刻之间,就会把自己过去所看到过的文徵明作品的真迹和伪品,他的印章和款识,笔法特点和习惯,甚至其师友、子侄、门生的作品样式,及有关的纸或绢的陈旧状况等,都会在一闪念间涌现出来,和眼前的这幅文徵明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作出初步判断,也就是形成了“眼印象”。由于人脑在快速提供信息资料时,其图像是模糊的,甚至是一种潜意识,因之“眼印象”的初步判断是感性的、不稳定的,而且随着进一步的观察会很快地消失。所以“眼印象”具有朦胧性特征,如烟如雾,飘忽不定,似有若无,难以捉摸,很像是一股“气”。其实这股“气”不是别的,正是被鉴定对象的某些本质特征在鉴定家头脑中的显现和浮动。“望气”就是变无意识为有意识地去捕捉住这“眼印象”。如果我们从认识过程的这一角度来理解“望气”,那么它既有感性认识也有理性认识的成分在内,因此“望气”作为传统鉴定经验的方法之一,是有可取之处而值得加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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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眼印象”极为重要,不可轻易放过。“眼印象”是在简单粗略的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判断,具有整体认识的合理性和敏锐感。从人们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来讲,需要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将各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加以整体认识,才能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书画鉴定的目的,就是要拨开重重迷雾和假象,达到知真伪、明是非,因而也同样需在各个部分的分析基础上进行综合的整体认识,才能做到判断的准确性。抓住了“眼印象”,不轻易放过,就可以牢牢把握住整体观念,避免以偏概全。“眼印象”具有认识的模糊性特征,在人类认识客观事物之中,模糊现象或模糊概念、模糊判断等普遍存在,是人们把握对象本质和规律的一条重要途径,它的科学价值已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探讨中,有人认为,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以整体综合见长。还有人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崇尚整体和综合,并指出这种认识缺乏由模糊思维向思维转变的缺点等。如果这些理论能成立的话,那么我想,以“眼印象”来解释传统书画鉴定的“望气”说,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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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价值的鉴定也是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的艺术创造性(特美的符号性)、历史文化性,以及特性、稀有性的认定。国画(宣画):即用颜料在宣纸、宣绢上的绘画,是东方艺术的主要形式(薛宣林定性)
不懂鉴定就不懂书画。中国书画的临摹伪造自古就有,书画发展史一千多年,也就有一千多年的书画伪造史。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为了各种目的而出现的书画复制品。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的繁荣,书画交易市场发达,书画造假猖獗,商贾公然造假,画家参与造假,名家容忍造假。造假作品流传至今,更是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如不懂得鉴定,不识优劣,爱之弥深,误之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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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有两类,除了收藏印章之外,还有一种是书画作者自己的印章。通过这种多种印章来作决定。鉴别的主要依据是作家的印章,作家的印章真,说明了书画的可靠性,它亲切地在为自己的书画服务。收藏印章真,通过了流传的来证实书画的可靠性,一重,两重,书画本身的真实性,就稳如泰山了。
从装裱形式来辨别书画的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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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山居图》 元 黄公望
题跋,虽然它也是依据之一,不过,凡是书画上并不都有,它不能如印章一样可以左右逢源地随时运用。题跋本身是书,而取以作证的在于它的文字内容,这些文字的内容,或者以诗歌来咏叹书画,或者以散文来评论书画,或者记述书画作者,或者评论前人的题跋的当否并对书画加以新的评价,它对鉴别也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大唐三藏圣教序》 褚遂良 楷书 局部
著录对于鉴别,虽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然而,仍然起信任作用,而且对加强书画的地位,具有很大的威力,它足以引人入胜或者到迷信的地步。
别字:历来把写别字的问题看得很严重,书画作者等都不至于有此等错误,如书画上或题跋上,尤其是书画上的题款等等出现了这种情况,都被认为是作伪者所露出的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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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捣练图》 唐 张萱 宋摹本 局部
年月:书画上或题跋上所题的年月或与作者的年龄、生卒年不符,或与事实有出入,也将被认为是作伪的佐证。
避讳:在封建帝王时代,临文要避讳,就是当写到与本朝皇帝的名字相同的字,都要少写一笔,这就叫避讳,通称为缺笔。在书画上面,看到缺笔的字,是避的哪代皇帝的讳,就可断定书画的创作时期,不能早于避讳的那代皇帝的时期,否则就是作伪的漏洞。这一问题,一向作为无可置辩的铁证。
题款:以书画的题款作为鉴别的主要依据,只要认为题款是真,可以推翻其他证据来论定真伪。
如从以上方面对一幅古书画进行鉴定,即使不确定该作者的笔墨特征,也能从容自信面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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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赵孟坚(子固)的生卒时间,许多文献记载为生于南宋庆元五年己未(1199),卒于元代元贞元年乙未(1295),97岁。有人对此有怀疑,但一直未能解决。1962年《文物》第12期,刊载了蒋天格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考证文章,推算出大约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依然还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我们根据赵孟坚的朋友顾光题赵氏《水仙》卷诗,中有"甲子须臾事,蓬来尺五天"二句,清楚地说出赵孟坚死在甲子年,即南宋景定五年(1264),时年65岁。这样就解决了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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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石涛的生卒时间,过去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和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生卒年表》均记载为:生于明代崇祯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岁尚在。广东省博物馆藏的石涛《山水》册上石涛自题七绝云:"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往,一身禅病冷如冰。庚午长安写此。"上海博物馆藏的石涛 《六十自涛诗》云:"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恸恸,非一日语可尽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躯,今周花甲……"后接七言诗,其中有"……白头懵懂话难前,花甲之年谢上天……。"我们根据这两件作品,都可以推算出石涛生于明代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这两件作品都是石涛五六十岁时所作,取的是整数,按一般写文章的习惯是可多可少的。近看到石涛《花卉》册十开一本,其中画兰花的一开自题诗云:"十四写兰五十六,至今与尔争鱼目,始信名高笔未高,悔不从前多食肉。"又画芍药的一页末识云:"丁秋十月拈格斋先生句作画"。按"丁秋"即"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上推56年则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这才是石涛的确实可靠的出生日期。
历代帝王年号、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识,对于书画的正确鉴定,往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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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帝王的年号在开始或终结时,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个皇帝死了,又换了个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换了年号,也有些当年并没有改元,依然沿用旧的年号。例如: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仅一个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没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为天启。我们从某些书籍上看,万历只有47年,泰昌仅有一个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检(毅宗)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书籍上把这一年算作清代顺治元年。
我们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日,同样是符合逻辑的,例如:杨铉《临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的款写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时崇祯十七年春月也。"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16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