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于文物店的书画鉴定
先生，1983年参加了文化部文物局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他治学严谨，考证精微，在七人中尤以熟悉小名头而，这正好可以弥补偏重大家研究的不足，对于整体把握中国书画史和鉴藏传世书画颇具意义。在长期的实践中，勤奋好学的品行使得他尤精于书画断代、辨伪中的相关细节，如他对明代吴应卯大量伪冒祝允明作品、王宠的弟子金用伪造其师作品、八大山人和张大千赝品的研究等。这种极为精细的研究，对于甄别当今以高超手段作伪的书画现实意义。
图像风格分析派：方闻、李铸晋、吴讷孙、何惠鉴
第二个流派是从书画视觉方式入手的图像风格分析派，这种与传统书画鉴定方法大相径庭的鉴定方法，源于新的学术思想方法与中国传统绘画史学研究的结合。20世纪初，蔡元培先生为英人波西尔的《中国美术史》中译本作序，倡导对中国画的系统研究；学者兼画家陈师曾也很早译介了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一书，并写了《文人画之价值》的名篇。二战后，鉴于中国艺术品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大量流散海外的事实，美国便开始大批吸收华裔美术史家赴美学习研究，并让他们长期执教于各所大学和艺术研究机构。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堪萨斯大学的李铸晋、耶鲁大学与华盛顿大学的吴讷孙以及克利夫兰博物馆的何惠鉴等学者。直到80年代，陆续赴美求学且学有所成、颇具影响的尚有石守谦、陈葆真以及方闻先生的高足傅申等几位学者。
贵人有权有势有钱，谁也不便甚至不敢说"扫兴"的话，这种常情，不待详说。有趣的一次，是笔者从前在一个官僚家中看画，他挂出一条既伪且劣的龚贤名款的画，他说："这一幅你们随便说假，我不心疼，因为我买的便宜（价低）。"大家一笑，也就心照不宣。下边再看多少件，都一律说是真品了。
有位前辈，误信伪题，把清人画认为元人画。王畅安先生和我惹他生气，他把我们叫去训斥，然后说："你们还淘气不淘气了？"这是管教小孩的用语，也足见这位老先生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回答："不淘气了。"老人一笑，这画也就是元人的了。
一件元人书画，一人看为假，旁人说它真，还不要紧，至少表现说假者眼光高，要求严。如一人说真，旁人说假，则显得说真者眼力弱，水平低，常致大吵一番。如属真理所在的大问题，或有真凭实据的宝贝，即争一番，甚至像卞和抱玉刖足，也算值得，否则谁又愿生此气。
有一件旧仿褚遂良体写的大字 《阴符经》，有一位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从书法艺术上特别喜爱它。有人指出书艺虽高但未必果然出于褚手。老先生反问："你说是谁写的呢？谁能写到这个样子呢？"这个问题答不出，这件的书写权便判给了褚遂良。
辛丑年正月初七，是我国的古书画鉴定家和美术史学家杨新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情满紫微五十载，才溢翰苑八秩秋”，这副挽联概括了先生为故宫无私奉献的一生。1965年，先生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投身美术史和博物馆事业五十余载，曾先后担任陈列部副主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职务，为我国文物保护和文物研究做出了的贡献。先生的学术成果是我国美术史领域宝贵的财富。先生对故宫的热爱、对博物馆事业的钟情、对古代文物的钻研精神、对同事的热情友善，是我们新一代故宫人学习的。值杨新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念，我们推出一组杨新先生的同仁、学友及弟子们撰写的纪念文章，以缅怀先生，追忆其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和同道友谊。杨新先生（19406-20201），古书画研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
杨新与他的两个同学从中央美院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工作。这于中央美院与故宫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对美院来说，他们是该院新开设的美术史系的届毕业生。对故宫来说，在此前后则很少进大学生，直到1987年张忠培先生到故宫博物院当院长时，全院968名职工，其中本科毕业生也仅44人，而且是不同时期因多种原因来到故宫的。因此科班出身的这三个人在“文革”前同时到故宫，这是故宫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件大事。他们果然不负众望，后来都成为的，在故宫业务和学术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杨新在故宫从事中国古代书画的陈列与研究，除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业务外，又曾跟随徐邦达、启功先生为主力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到全国各大博物馆鉴定书画，眼界大开，知识渐长，使其书画鉴定研究有了更为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