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字画鉴定字画上门现金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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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议
远害。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以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常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曾有流氓掮客,声称找鉴者寻衅,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便敷衍了事。从商人方面讲,旧社会的商人如买了假货,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也不随便闲评商店中的藏品。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评论起来,顾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数鉴家,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弄成不愉快。
七、忘形。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见到一件挂品,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还和别人强辩一番。有人便写给我一首打油诗说:“立扬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见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凛然自省,向人道歉,认识到应该如何尊重群众!
元代柯九思的生年,过去有的书籍上的记载是错误的,例如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记载为生于元皇庆元年壬子(1312),天历二年己巳(公元1329年)被拜为"奎章阁鉴书博士",也就是说,柯九思虚龄18的的时候就担任了这个职务。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人虽有天份,大哪有18岁就任"奎章阁鉴书博士" 钤的呢?显然,这一记载是错误的。那么柯思九的生年应该是哪一年呢?故宫博物院藏元代元代虞集《诛蚊赋》卷,后尾纸上有柯九思的题跋,柯氏名款下钤盖了几方印,其中一方印为"唯庚寅吾以降",这方印章为他的生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考元代有两个庚寅年,其一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再一为至正十年(1350)年,柯九思的生年毫无疑问是个庚寅年,即公元1290年。天历二年己巳时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已经虚龄40了。
文史知识
历代帝王年号、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识,对于书画的正确鉴定,往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历代帝王的年号在开始或终结时,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个皇帝死了,又换了个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换了年号,也有些当年并没有改元,依然沿用旧的年号。例如: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仅一个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没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为天启。我们从某些书籍上看,万历只有47年,泰昌仅有一个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检(毅宗)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书籍上把这一年算作清代顺治元年。
我们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日,同样是符合逻辑的,例如:杨铉《临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的款写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时崇祯十七年春月也。"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16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
又如:约50年前,北京琉璃厂有一幅落款为董其昌的绘画作品,画得很好,落款字数不多,作品本幅十分整洁,所以有人要买。后来有人看出了这件作品的毛病,落款"玄宰"的"玄"字缺写后一笔,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烨的讳。董其昌死于明崇祯九年,没有活到清代,因此就肯定了这件作品是清代人伪造的。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文史知识的丰富与否,对于鉴别书画的真伪,也有相当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如果文史常识不多,那么,那种改写的避讳字是不易看出来的,因此也就有可能将作品的真伪断错。
裱工的一般情况是清中叶以前卷子拖尾短,所以比较细;嘉、道以后拖尾长,卷子就粗了。民间裱工南北传授不同,手法亦异。熟悉了以后,几种有特点的装裱不用打开书画便能知道是何时、何地的裱工,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
旧时北京的装裱匠人,手艺相当高超,旧书画虽然破碎至不可分辨、或者脆到几乎一吹即散,仍能装裱如原装。这类不太完整的书画经装裱后,如果悬挂或正视,都不会看出有什么破绽。如果向阳处由背面看,则原形毕露。所以,如果遇到裱得很厚,或者装在镜框之内的书画,就一定要特别注意。
也有的作伪者采取金蝉脱壳的办法,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裱进去。鉴别这类书画,则不能仅凭装裱来断定其真伪了。
曾经有位藏家花大价钱买了一幅宋朝的古画。一般人来看,确实是宋朝的画,但仔细研究会发现那件东西纯粹是拿宋朝的残画拼接起来的。造假者把各种宋朝的残画拼接起来,组成了一幅新的画,还冠以出自名家之手,蒙了很多人。现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把古画拼接、嫁接、挪位,很有隐蔽性。
从绘画材料上鉴定书画真伪
2003年10月5日下午,我应海南收藏家协会何翔先生之约做现场书画鉴定。当场有一位收藏家拿着三幅古画求鉴,一副为清林舒的《山水图》,另幅为日本画《花鸟图,第三幅是清方琮的《山水图》条幅,长约四尺,宽约1尺2寸,绢本,浅设色。本画所用材料为粗绢,装裱材料为清末民初所用粗制花绫。山水风格有唐伯虎格调,但属笔触较之粗犷的大斧劈皴。画之上端留空也较大左下角有小楷书“臣,方琮恭绘”,数字,后钤小印两方。初视之,印象不真。
平时积累方踪的绘画印象是属内廷供奉的正统画派画家,大约与董邦达、张宗苍山水类似。据《熙朝名画录》载:“方琮,字黄山,为乾隆朝供奉内廷。画学黄公望,其画曾蒙御题”并言其“画学张宗苍,深得其传。”该画以大斧劈皴,目的是使鉴者无从对照原迹为其作伪本意。鉴定这幅画除了画风与张氏画风毫无相干且属传统内廷画派之外,更主要的破绽是所用材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