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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几个相互关联、存有因果的过程中，招标人占据着主导位置。由于招标文件的制定发布、评标选择、开标会议主持等等，都是在招标人的主导下进行的，是招标人招标意图的细化和实现过程，因此定标权是一项内涵十分丰富的权利。定标权包括评标标准制定权、选聘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否决权、选择权和中标通知书发放权。

采购诚信管理不健全

采购的诚信管理主要关注合同签订过程。因此，采购诚信往往更加注重政务诚信，对采购人约束举措较多。比如，要求落实“无预算不采购”制度，是为了确保采购人能够诚信支付；要求采购人科学编制采购需求，不允许有倾向性需求，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是为了保障公平竞争；要求采购信息公开，是为了避免暗箱操作，接受社会对采购人的监督。

对供应商而言，主要强调参与采购活动前要查询诚信档案等；在采购活动中，则看其是否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或者与其他供应商恶意串通，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贿赂等行为。但对于供应商在合同履行中的诚信问题没有任何处理处罚的规定。从立法的逻辑上来看，这部分合同履行的问题都应当由《合同法》规范。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问题都出现在合同履行中，例如，“次品”课桌事件曾闹得沸沸扬扬。我们都有理由相信，在这些课桌的采购过程中，供应商绝不会以残次品去应标，也绝不会在合同中约定提供残次品

通常情况下，合同双方在交易活动中都是希望通过交易去获得合同约定的期望给付，而不希望获得诉讼。因此，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应当改变以诉讼为主的合同纠纷解决机制，建立综合性的合同纠纷解决机制。可仿照民法纠纷解决中“调审分离”的制度安排，建立合同调解与合同诉讼相结合的合同纠纷解决机制，调解归调解，审判归审判。当产生合同纠纷时，合同双方可调解，其目的在于取得双方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认同，是一种合意型纠纷解决机制。当然，在合同调解的过程中，应当遵循采购公共性、公正性的原则，不能随意改变合同约定事项，尤其是不得通过调解变更采购文件中的实质性条款。合同调解的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而对于双方无法调解的合同事项，可以选择诉讼，采购人与供应商享有同等的合同诉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