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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东西，谁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样的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作了很多诗，题了若干次，后来得到真本，不好转还了，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说它是伪本。这种瞪着眼睛说谎话的事，在历代高权利的集中者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伪是非问题上，却是冤案。
　　康熙时陈邦彦学董其昌的字逼真，康熙也喜爱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员"进呈"的许多董字拿出命陈邦彦看，问他这里边有哪些件是他仿写的，陈邦彦看了之后说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见《庸闲斋笔记》）。自己临写过的乃至自己造的伪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无疑，如果指出，那"进呈"人的"礼品价值"就会降低，陈和他也会结了冤家。说自己也看不出，又显得自己书法"乱真"。这个答案，一举两得，但这能算公平正确的吗？

贵人有权有势有钱，谁也不便甚至不敢说"扫兴"的话，这种常情，不待详说。有趣的一次，是笔者从前在一个官僚家中看画，他挂出一条既伪且劣的龚贤名款的画，他说："这一幅你们随便说假，我不心疼，因为我买的便宜（价低）。"大家一笑，也就心照不宣。下边再看多少件，都一律说是真品了。
有位前辈，误信伪题，把清人画认为元人画。王畅安先生和我惹他生气，他把我们叫去训斥，然后说："你们还淘气不淘气了？"这是管教小孩的用语，也足见这位老先生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回答："不淘气了。"老人一笑，这画也就是元人的了。

故宫的老一辈学者，不是把书画鉴定视为一项单纯的“技术活”，而是明确藏品的价值，与文物藏品有很深的感情，有着负责认真的工作态度。这是故宫学人的优良传统。杨新先生既学习继承徐邦达等先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又学习实践他们对故宫、对文化遗产、对自身工作的严谨认真的态度。
徐邦达、启功先生的教诲，一般不是耳提面命，而主要体现在他们具体的书画鉴定过程中。他们的片言只语，往往重若千钧，凝结着老先生的才学与识见，是他们毕生经验的总结，其中就有度人的“金针”。对学习者来说，则要处处留心，仔细观察，反复体味，当然也要具备相当的基础，还要有灵性和悟性。杨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20多本笔记，就是亲承謦欬的学习记录。在《我跟徐邦达先生学鉴定》一文中，更有满怀深情的真切回忆。1980年他随徐先生在云南省博物馆看“参考品”时，凭着积累起来的知识，把一件曾为乾隆皇帝存疑、亦被张珩先生否定的宋代郭熙山水图判为真迹，得到徐先生的认可，说明他在研究鉴定之路上的勤奋与进步。徐邦达对杨新则寄予厚望，

历代书画均有伪作，因而书画要通过鉴别来达到去伪存真。而学习书画鉴定的基础就是对一代代书画家及其作品都要有所了解，有的人觉得这实在是需要耗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学习，那有没有鉴定书画的小技巧呢？当然是有的，小编就在这儿为大家总结传统的书画鉴定技巧~收着别谢
书画历来反映着从帝王以至有产的爱好。这些收藏者为了对书画留下经过自己收藏的痕迹和欣赏者的寄情翰墨，往往在书画上印上自己的印章或加上题跋，或者再将书画的内容如尺寸、款识、印章、题跋等等详尽地作了记录，编成著录。这些书画从甲转到乙，从前代转到后代的递相流传，层出不穷地又在上面频添了多少印章或题跋以及著录书，使这些书画经历了多少年的沧桑，昭示了它的流传有绪。

印章作为鉴定书画的一个主要方面，是重视的，因为对于中国书画来说，大多都是有印的。如果一幅标明清中期作品上的印章与已知的确为真迹上的印章完全一致，其他方面又无疑问，基本上就可以断定为真迹。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临摹复制的印章多少都会与原印有所不同，印章是极难仿制得与原印一模一样的。

从印章上鉴别，会出现所见印章与真迹印章的一些差异。如印文的粗细，边框的宽窄、破损，印迹的清晰与模糊等。这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方印章初用和久用会有所不同，初用的印章，字迹会清楚一些，用久了，印章的清晰程度会发生变化。此外，印泥的好坏、浓淡、干湿等，也会使印章钤盖后产生变化。边框的宽窄与盖印时的用力和下垫物有关，有时会产生宽窄不同的变化。印迹的清晰程度又与使用印章的人的手法有一定关系，有人盖印用力大，有人用力小，有人稍加摇晃，此外，下垫物的质量与多少，天气的冷暖，久置不用的印泥与经常使用的印泥，这些都会使钤出的印章效果不同，有的人还在刚盖过印章的印迹上撒上一些白粉或色粉，以防止书画作品挤压时的沾污。经常擦拭或刷洗的印章，与不经常擦拭刷洗的印章盖出的印迹也有所不同。一幅名家的书画作品，其印章也应该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特别是文字上不能有错误，一个的书画家，是不可能经常出现写错字、用错字的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