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三兆村哪家做花灯制作

1936年，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经过云南姚安时，当地艺人编演了《洋人闹》、《抓兵曲》等小戏欢迎红军，时称“红军灯”。爆发后，云南戏剧工作者王旦东和花灯艺人熊介臣等组成“云南农民救亡灯剧社”到昆明、玉溪、普宁、通海和广东曲江等地演出。他们以玉溪花灯曲调为基础，编演了《抗战十二花》、《抗战十二将》等花灯调和《张小二从军》、《毙罗小云》、《汉暴》、《新投军别窑》、《茶山杀敌》等花灯戏。这些剧目均有文学剧本，改变了原花灯剧目的“提纲戏”状况。他们还将《义勇军进行曲》的音调引进花灯音乐，创作出一支新的花灯调--调。解放期间，在昆明学生运动中和滇桂黔边区纵队中，曾编演过《农村一家》、《血海深仇》等新剧目，时称“学生灯”。

“灯夹戏”时期。1938年，云南农民救亡灯剧团解散，花灯艺人熊介臣在昆明、玉溪一带教灯、唱灯。1946年熊介臣在昆明庆云茶室连唱三天花灯，受到欢迎，该茶室随后改为花灯园子，成为云南个花灯剧场，从此形成固定的职业班社。为适应职业演出的需要，花灯艺人开始大量移植滇剧剧目，如《四下河南》、《滴水珠》、《痣》、《狸猫换太子》、《红灯记》、《纱灯记》等，同时进一步学习吸收滇剧的表演程式、服装道具、舞台装置等。这种以花灯曲调唱滇剧剧目的方式，时称“灯夹戏”。

扎胚：
扎胚是花灯制作工艺实施的开始。是作品的基本骨架。旧时用竹片制作，后来改用铅线，更有利于其形状的稳固。用竹片制作花灯，其竹片选用特定的竹种，潮汕人称为“妙儿竹”。这种竹子比较柔韧、富有弹性，不易变形。制作时，艺人们将整根竹子劈成一根根大小一致、粗细均匀的竹片，把作品分解成几个主要的几何形体：或圆、或方、或锥、或棱。用竹片扎成其外部框架，再拼合起来，构成作品的整体形态。用来扎紧竹片的接合部分的是丝纸。将丝纸载成条状，搓成纸绳，利用丝纸的柔韧，使扎口牢固。改用铅线扎胚是花灯艺人的创新。使花灯胚的扎制更方便，弥补了竹片弯曲、折角上的局限。更奇妙的是，用铅线扎胚不用焊接，同样用丝纸绳扎制而又牢固非常。我们不能不对艺人们的智慧由衷地赞叹。

组装：
这是专指比较大型的花灯或活动灯屏和一些由多个部件构成的花灯(如走马灯)的一个制作环节。大型的花灯受制作场地限制和为了方便搬运，在制作时，艺人们通常把其分解成几个部件，逐个制作完成之后，搬到现场再行拼接起来，如旧时民间祭祀活动中，扎制的神像，有的三四丈高，要用这种方式。活动灯屏是指人物、鸟兽能做出一定的动作，以表现一定的故事情节的灯屏。其关节部分都是可以转动的。一般也在制作的后期才组装起来，这个难度较大，涉及到仿生学、运动力学等科学原理。走马灯分内外二个部分，外面部分通常作成宫灯，裱上轻纱，内套制成圆筒状，绘上人物、花鸟，圆筒顶部制成风车状，圆心上装一个凸起的小金属片，依靠宫灯底部正中竖起的一根顶针托住。在宫灯底部装上一盏灯，利用热力学原理，产生上升热流推动风车而转动。 　花灯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涉及到许多方面的科学道理。对其进行研究和传承，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潮州花灯艺人已剩下很少的几个人，受十年的冲击，其传人无多，且承传有限，面临着失传的可能，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加以重视，为我市工艺美术宝库留住宝贵。如能发扬光大更是好事一桩。

纱灯是花灯的缩影。其人物身材一般从三寸至尺余不等，而名目、内容则同花灯屏相仿，不过按比例缩小和较简单罢了。然而纱灯有小巧玲珑之妙，造价不高，又便于移置，又是赠礼佳品，也为群众所喜爱。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风俗的推移，潮州游花屏灯也跟着停止了。间或由门选聘艺人们制作一些有代表性的花灯屏在潮州西湖广场展览，如《金山战鼓》、《木兰从军》、《杨门女将》、《小刀会》、《白毛女》、《五朵》、《红色娘子军》等，很受群众喜爱。1979年，潮州花灯曾应邀参加广州文化公园的中秋佳节全国花灯展览会。潮州花灯以《水漫金山寺》、《三打白骨精》、《蝶恋花》等大型人物花灯屏备受观众喜爱、好评如潮。

潮州花灯具特色，散发着浓郁的乡土艺术的芬芳。早的潮州花灯是以竹作架，用绢绸裱成空心人物，表面淡施粉彩，描绘衣饰，夜间灯火点于其中，透照出来，绰约动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历代民间艺人，以自己的劳动和智慧，不断推陈出新，使这朵艺苑奇花越发美丽可爱。他们以铁线扎物的躯壳，然后像般穿上精心绣制的绚丽多姿的衣裳，配上和谐的景物和辉煌的灯光如(大光灯)，以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情节为题材和内容，组成层叠有致的成屏花灯屏，更显得富丽堂皇，雍容华贵，成为一种雅俗共赏，老少咸爱的特种工艺品。此后又有艺人别出心裁，以盛装的杂处花灯人物间，以真乱假。 　在没有了解潮州的花灯艺术的艺术内涵以前，是很难想见其纷繁和讲究的。单其用材就近千种。而其艺术表现更是细致入微：在形式上，可分为“热灯”和“素灯”两大类。“热灯”又称“战灯”；“素灯”又称“文灯”。前者讲究盘弓走马姿态；后者着重表情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