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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柯九思的生年，过去有的书籍上的记载是错误的，例如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记载为生于元皇庆元年壬子（1312），天历二年己巳（公元1329年）被拜为"奎章阁鉴书博士"，也就是说，柯九思虚龄18的的时候就担任了这个职务。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人虽有天份，大哪有18岁就任"奎章阁鉴书博士" 钤的呢？显然，这一记载是错误的。那么柯思九的生年应该是哪一年呢？故宫博物院藏元代元代虞集《诛蚊赋》卷，后尾纸上有柯九思的题跋，柯氏名款下钤盖了几方印，其中一方印为"唯庚寅吾以降"，这方印章为他的生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考元代有两个庚寅年，其一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再一为至正十年（1350）年，柯九思的生年毫无疑问是个庚寅年，即公元1290年。天历二年己巳时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已经虚龄40了。

再如：关于石涛的生卒时间，过去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和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生卒年表》均记载为：生于明代崇祯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岁尚在。广东省博物馆藏的石涛《山水》册上石涛自题七绝云："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往，一身禅病冷如冰。庚午长安写此。"上海博物馆藏的石涛 《六十自涛诗》云："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恸恸，非一日语可尽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躯，今周花甲……"后接七言诗，其中有"……白头懵懂话难前，花甲之年谢上天……。"我们根据这两件作品，都可以推算出石涛生于明代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这两件作品都是石涛五六十岁时所作，取的是整数，按一般写文章的习惯是可多可少的。近看到石涛《花卉》册十开一本，其中画兰花的一开自题诗云："十四写兰五十六，至今与尔争鱼目，始信名高笔未高，悔不从前多食肉。"又画芍药的一页末识云："丁秋十月拈格斋先生句作画"。按"丁秋"即"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上推56年则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这才是石涛的确实可靠的出生日期。

中国传统书画的作者，大都具有相当深邃的文学造诣，有不少书画家，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他们的所写所绘，往往与文学有相当的关联。有一些书画家喜欢写自己的文章或诗词，而另外的一些书画家几喜欢写古人或别人的诗词文章；有些画家喜欢临摹古画，或是古人诗意，并在其上题写古人的诗句，而另外一些画家则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上题写自己的所作的诗。这种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书画家本人的喜欢和购买者的所求而决定的。只有后代人写出前代人的诗词文章，而前代人是决不可能写出后代人的诗词文章来的。如果发现了前代人写了后代人的诗词文章的话，可以肯定这件东西是伪造的。例如：晋代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尾纸上虞集的题诗就是后人伪造的，抄的是倪瓒明代洪武元年戊申题卫九鼎《洛神赋图》卷上的诗。倪诗原文为"凌波微步袜生尘，谁见当时窈窕身，能赋已输曹子建，善图惟数卫山人。"因为顾恺之是无锡人，所以作伪者倪诗中"卫山人"的"卫"字改成锡山的"锡"了。考虞集宋咸淳八年壬申生元至正八年戊子死，他如何能写出倪瓒在洪武元年戊申的题诗呢？如果我们对古诗文不熟悉的话，像这样的问题是看不出来的。

在书画鉴定中，还常常用避讳分为避朝讳（避当皇帝及先帝的名字）与避家讳（避作者家中长辈或祖先的名字）两种。在鉴定学中，避朝讳比比较容易掌握，避家讳就比较难以掌握了。避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缺写一笔（多为后一笔），另一种是将避讳的字换个意思相尽的替代字，还有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空格不写。例如：故宫博物院藏宋代黄庭坚《千字文》卷，字体完全是黄的笔法，有个别字写得水平较差，因为该卷文内写明了是试鸡毫，所以这一点就被忽略过去，该卷本幅确为宋纸，并有梁清标收藏印多方，所以我们就初步定为黄庭坚真迹。后来又发现该《千字文》"纨扇圆"的"纨"字被改写为"团"字，应是避宋钦宗赵桓的讳（因"纨"、"桓"读音相近而避讳）。考黄庭坚宁四年（1105）卒，距钦宗靖康元年（1126）还有21年，决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预算避讳的道理，因此，肯定了这卷《千字文》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伪品。

同时，对于避讳问题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变地对待，有些临古的书法作品，完全按照原样临而不避讳。例如经过鉴定确为南宋赵构（高宗）所书的《临古二体千字文》卷，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临写的，文内的字均避唐讳（诸如"渊"、"世"、"民"等字均被避讳），而没有一个字是避宋讳的。
总之，避讳的问题是复杂的，在书画鉴定中运用避讳来断代，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要依据不同的条件，灵活掌握。

怎样从装裱形式来辨别书画的真伪
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证。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色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必然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如的宋“宣和装”，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是个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例外，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金章宗也用七玺，染清标常在前、后隔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这些都各有他们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