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临、仿、代、改、造六种艺术品鉴定的难度

艺术品作伪并不是新问题，历史上很早就已经出现了。《韩非子•说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雁往，齐人曰：“雁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子。”鲁君请乐正子春，乐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吾爱之。”答曰：“臣亦爱臣之信。”大意是说：齐国讨伐鲁国，向鲁国索要一个有名的青铜鼎。鲁国糊弄齐国，派人送了一个赝品过去。齐国国君看后说：“假的吧?”鲁国使者说：“真的啊。”齐国国君说：“让你们国家的乐正子春来，我要听听他的鉴定意见。”乐正子春是当时的鉴定家，鲁国国君连忙请他来，向他讲明缘由。乐正子春听后问他：“为什么不把真的送给齐国呢?”鲁国国君说：“我太喜欢了，舍不得啊。”乐正子春回答说：“我也非常爱惜我的信誉啊。”乐正子春拒绝把赝品鉴定为真品，由此可见，艺术品真伪问题是有着悠久历史的。

　　艺术品鉴定难还有一个原因在于，艺术品具有非标准化特征且种类繁多。一般批量生产的物品，如食品、服装、家电等，可以实现标准化，而艺术品不同，它之所以成为艺术品正在于其“个性”，无法标准化。这样的事物的鉴定标准也就不统一，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鉴定结论。即使是同一位艺术家，其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也有差异，加上艺术品种类繁多，因此，没有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可以地解决艺术品的真伪鉴定问题。

　　经常有人抱怨，为什么不从法律上规定艺术品鉴定谁说了算?为什么不能一些鉴定机构来解决艺术品鉴定问题?但实际上，法律在艺术品鉴定问题上的作用不大，因为法律上的真伪不等于事实上的真伪。即便有法定的鉴定机构，也只能解决法律上的真伪，事实上的真伪仍然不能解决。

　　在艺术品鉴定方面，创作者本人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其实，艺术家自己的鉴定结论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且不说已经过世的艺术家无法行使该权利，就是在世的艺术家，一方面，不是每个艺术家都愿意作出鉴定;另一方面，如果艺术家是诉讼当事人，其鉴定权便会丧失。即便艺术家不是诉讼当事人，但由于其与作品存在利害关系，其鉴定结论的效力也比其他证据的效力弱。

　　艺术品的鉴定手段也很有限。我国历史上并无艺术品登记制度，也没有健全的交易记录或传承档案制度，更没有艺术品数据库。目前常见的艺术品鉴定方法大概包括目鉴、文献佐证、仪器辨伪三种。其中，文献佐证与仪器辨伪的效果非常有限，主要还是依靠凭经验进行鉴定，但其性仍然较低。

　　艺术品鉴定的困难还来自作伪手段的多样化。以书画为例，历代书画作伪的方法很多，传统的常见方法有摹、临、仿、代、改、造六种：

　　“摹”是指对原作真迹的摹写，初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和保存古代的艺术，与作伪无关。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在其《论画》里就有“模写要法”一则，扼要地论述了摹画的方法。南朝齐谢赫著《古画品录》中提出绘画上的“六法论”，其中也有对临摹的总结，但是后来也已经成为书画作伪的主要手法之一。

　　“临”是在熟读原作面貌的基础上临写作品，一般有对临、背临和临摹等方法。据多方面的考证，东晋王献之的《中秋帖》卷为北宋米芾所临。明代沈周的《石田富春山图》就是临元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当然这不是作伪，而是画家艺术的再创作。

　　“仿”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书画家的习作，原本目的是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宋高宗赵构即曾仿过多人的作品，但有时这会被作伪者所利用;另一种情况则是作伪者的作伪手段。

　　“代”是指代笔，就是请别人代替自己书写或作画，然后落自己的名款或加钤自己的印章。一种是只代一部分，即书画家本人创作一部分，另一部分由代笔人完成，而落款是书画家本人的，这其实是合作作品;另一种是作品全由代笔人来作，仅落款是由被代书画家来写。启功先生有《董其昌代笔人考》，发现共有七人为董其昌代笔。

　　“改”一般指在书画真迹上动手脚，将其改为另一幅作品。这在赝品书画中很常见，也很复杂。改的方法和手段也是花样繁多，诸如挖、割、擦、洗、刮、添、补等等，有时还会几种方法并用。

　　“造”就是伪造。伪造者熟悉被造书画家的特点、风格，而利用被造者的名气，采用其书法、画法特点造假，以出售牟利。但也有完全未见过书画家本人的作品而生搬硬造或凭空臆造的情况，如明万历到清乾隆时期盛行过“苏州造”，那些作品以绢本青绿设色、细笔山水画居多，落款都是古代有名的大画家，如赵伯驹、张择端、仇英等。再比如明末清初河南开封一带的“河南造”，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点，他们专作宋元名人的书法，如苏轼、黄庭坚、米芾、文天祥等人的作品，也有岳飞、朱熹、海瑞等大名头人物的作品。北京造又称“后门造”，因集中于北京景山后街地安门(俗称后门)一带而得名，专伪作清代“臣”字款画。近年来，由于电脑等技术手段的采用，作伪手段仍在不断翻新，给鉴定带来了更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