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鉴定清朝钱币

后金时期
清朝自从努尔哈赤称国号为金于东北，至清朝后一个皇帝宣统帝溥仪退位，共有295年。
早期满族长居在东北长白山地区，世代以畜牧渔猎为生，并与当地从事农耕的汉人相处融洽，这时努尔哈赤以祖上十三副遣甲起兵，通过不断的兼并争斗，势力遂渐强大，终于统一了满族各个部落，并于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称天命汗。并铸行钱币，共有满文，汉文两种，满文钱面文译作“天命汗钱”，此钱依老满文写成，读法由穿左读起，至穿右，再上下读。方孔圆钱型，仿明小平钱，铜色赤暗，铸工较劣。汉文钱“天命通宝”与“天命汗钱”同时开铸，钱文直读，钱背无文，书法较差。由于当时满人多不用钱，得到钱后，大多用作装饰品，佩戴于衣帽之上，袍襟之前，据说可避刀枪，以至后代铸钱时，分发给士兵佩带，直到顺治，康熙时仍有这种情况。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子爱新觉罗·皇太极在其他几位贝勒的公推下于九月登上汗位，改元天聪元年铸行满文钱“天聪汗钱”，依老满文写法，背文仿明“天启通宝”大钱，在背穿上或穿左铸满文“十”字，穿右书一两。有粗字，细字二种，此钱传世不多，较为，而其中以细字者少，为极品。当时满清所管辖的满蒙部落，大都不用钱，而是以畜牧多少计算财富的，市场上也以物易物，有钱也视同玩物。使用钱的大都是从华北一带移居到关外的汉族农民，也是以耕地为生的，用钱也不迫切。努尔哈赤父子战领辽东后，这些汉人被满族归为佃农或成为奴役，钱的使用更无关轻重。其实迫切需要钱的是商人，但他们人数上不多，经营上也不受满人重视，所以“天命”“天聪”两代铸钱，政治上的作用要远大于经济上的需要，所以数量少，流传不广，是正常的。
入关后
公元1644年，清军攻入关内，清爱新觉罗·福临至北京，即皇帝位，改元顺治，成为清世祖。在北京设铸钱局铸钱，于工部、户部开设宝源局、宝泉局，后随着天下统一，在各地开钱局，并铸“顺冶通宝”。在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但不久即严禁使用明钱及其它古钱，行清钱。顺治年间对制钱成分有明确规定，即铜七成，白铅（锌）三成，为合金，称之为“黄铜”，一千铜钱称为一串，年铸一万二千串称为一卯即每开一期的额定数称为“正卯”，正卯以后凡有加铸数称为“加卯”。顺治钱制形式未能统一，按照背文可分为五种，也就是在钱币界享有盛誉的“顺治五式”。
一是仿明朝钱式，面文“顺治通宝”，皆为光背无文。采用这种形式，主要是适应关内群众的需要，也便于新旧钱之间的兑换。
二是仿会昌开元钱制，钱背文纪地纪局。如“户”“工”为宝泉、宝源泉两局所铸。其它有“临、宣、延、原、西、同、荆、河、昌、宁、浙、东、福、阳、襄、江、蓟、广、陕、云”等。钱重一钱二分。顺治八年钱重改为一钱二分五厘。清朝初期制钱重量不断变化，顺治通宝钱汉字钱的大小轻重差异较大。有的钱局开铸时间短，开铸不久即停铸，所以有的记局记地钱数量很少，其中“延”、“宣”、“蓟”，存世甚少，极为。
三是权钱钱也叫一厘式钱，即在背面除有局名外，穿左边铸有“一厘”二字，比种少了“延、西、荆、襄、云、五局”，“一厘”是指权银，一文铜钱折银一厘，一千文铜钱值银一两，此钱从顺治十年时铸行，到十七年停铸。各局所铸不尽相同，大小轻重有变化。
四是满文钱，面文为“顺治通宝”汉文，背文则用新满文，穿左右满文为“宝泉”或宝源,规定每钱重一钱二分顺治十四年因停外省铸钱，因此仅在北京铸行。
五是满汉文钱，面文“顺治通宝”汉文，背文纪局名改为穿左为满文钱局名，穿右为汉文钱局名，顺治十七年，户部商议决定重开各省钱局，除宝泉、宝源两局所铸制钱仍为满文钱局外，其它各省钱局所铸钱背文都为满汉文钱，共有十二局：即“临、宁、原、宣、同、江、东、河、蓟、昌、浙、陕。”此种钱式制作较好。铸量多，存世也较多。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清世祖去世，康熙帝继位。只保留户部宝泉局和江南省江宁局铸“康熙通宝”制钱，其余各局停铸。后于康熙六年各省恢复铸行，此后又相继停铸行。康熙通宝钱铸行时间长达六十年，铸量较多，但版本较简单，北京宝源，宝泉两局沿“顺治通宝”满文钱式，背文满文，其它各地钱局所铸，背文满汉文局名各一字，民间为方便记忆把这钱钱局名串成了一首诗“同福临同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此外还有“巩”、“西”两种，但数量不多，要收集全不易。康熙通宝钱有大小两种，重量也有变化，起初每文重一钱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减为一钱，四十一年时又改回一钱四分，并规定每千文兑银一两。同时推出一种轻钱，每文重七分，千文兑银七钱。促使铜钱重量不断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要维持一个铜钱兑换一两白银的规定，此规定创于元朝，经明朝，民间已习惯，到了清初时，因为每年白银输入量增加，银价下降，同时铜产量浙减，而铜价不断上涨，钱价因此增高，一般老百姓的收入因钱价上涨而相对减少，购买力同时下降，生活成为问题。也因为这些原因要竭力平抑钱价，使老百姓的购买力提高，解决生活问题，使社会稳定。二是对付私铸，顺治康熙两朝，因内战不断，铜的生产运输都成问题，民间缺铜，供不应求，销钱为器是有利可图的，虽一再规定严禁，但因有利诱，仍有铤而走险之人，每年毁于私铸的数以万计，影响很坏，而私铸情况就更严重了。清虽用严刑厉法对之，但仍未收到好的效果。于是一方面严令二品以下官员不得私藏铜器，各寺庙不得铸造铜像及法器，同时增加钱的重量，使私商无利可图。又铸造轻钱，使老百姓方便周转流通。到了康熙中后期，虽然表面上太平盛世，但因为人口增长加速，生产增加则有限，物价无法降低，农民一年的收入，只能免强温饱而已，但凡遇到天灾人祸，便难以维持，康熙帝本人也因此常自嘲：“康则康矣，熙则未必”，生产上不能增加，社会财富便不能增加，仅仅依靠平抑物价等手段不能使国民收入增加，而当时的清只能做到这一点，只能用增加减少钱的重量以抵制私铸。
“康熙通宝”满文钱式中有十二地支套钱，为福建省造，现存世有“子、丑、寅、巳、未、申、酉、戌”八种。此外康熙通宝钱中有一种异品，后人称为“罗汉钱”。此钱比通常的“康熙通宝”略小，为京师宝泉局造，此钱“熙”字有异笔，钱铜色金黄，铸作精良。关于此钱传说很多，一是说因为康熙年间西部边境发生叛乱，朝廷派大将年羹尧前去平定。因军响难以为继，正一筹莫展时，有一寺院僧侣主动献出寺内所有铜器和十八尊金身罗汉以作铸钱用。年大将军因此感动，命铸钱时故意留了点“小秘密”，以便日后回收重塑佛像，但事情泄露，也就无法回收了。另一说是在康熙六寿时，户部宝泉局用金罗汉铸钱，并将这种钱放在寺庙罗汉的腹内充做佛赃，在皇帝寿辰时分赠给各级官员以作纪念，等等。康熙在位六十一年，货币发行量很大，所以“康熙通宝”传世较多。
康熙于公元1772年去世，清世宗雍正即位。雍正帝即位后，仍以杜绝私铸，平抑物价入手，防止白银外流，实行铜钱紧缩政策。于雍正元年铸行“雍正通宝”，沿康熙四十一年制，钱重一钱四分，力求精美标准，大小分二类，大钱与“康熙通宝”大钱相仿，小钱直径2.4厘米，当时全国共有二十多个钱局，都是康熙时局，雍正规定一省只设一个钱局，于四年时，改山西局为宝晋局，山东局为宝济局，台湾省局为宝台局等等。九年时又在江南增设了江宁宝安局，在西南分别设立了四川宝川局，贵州宝黔局，湖北宝武局等，又停撤了临、清、宣府、蓟、同、等局，一省一局的政策终得以实现，私铸情况也有减少，后来西北战事扩大，西南边铸也发生叛乱，战事频起，雍正十一年时，再次实行铜钱减重，变为每文一钱二分，后清朝百余年制钱重量要求没有变化。顺治通宝钱背文格式，一律按照前朝宝泉、宝源泉钱式，背文穿左为满文“宝”字，穿右为满文钱局名，其中“川、桂、陕、福、台”等，极少见到。由于雍正帝钱法严谨，私铸较少，所以雍正通宝制钱上都边阔字正，形态工整。
雍正帝于雍正十七年死于热河行宫，清高宗即位，改元乾隆。铸行“乾隆通宝”要求仍重一钱二分，该钱书法铸工都比雍正时更为精美。初清仍继续执行通货紧缩的政策。钱局较雍正时有所增减，在乾隆四年，停了宝河、宝巩、宝济三局，于乾隆五年时开宝福局，七年开宝桂局，十年开宝直局。乾隆朝以前的制钱不加锡，以铜、铅、锌配制，称之为“黄钱”，在乾隆五年规定在铸钱铜料之中加百分之二的锡，称为“青钱”。说是为杜绝私钱，实则无异于减重。“乾隆通宝”版式很多，钱文方面京局的多用宋体宝浙局多用楷书，宝陕、宝顺两局用隶书，但大多数地方钱局用宋体。乾隆四十年时，私铸情况日盛，各省官员出现盗铸，对此无计可施，加上云南铜产量逐年递减，导致铜价飞涨，铸钱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清继而又采取了通货紧缩政策，先后停铸了宝直、大理、广西、临安等局，同时鼓励商人从海外进口铜材。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私铸虽有所减少，但官钱不见增加，民间交易缺钱，就出现了使用古钱的现象。到了乾隆五十年后，又相继开了宝直等局，同时放宽了铸钱的标准，所以导致乾隆后期制钱的质量参差不齐，大不如初的情况。此外在乾隆朝时期在新疆出了“乾隆通宝”红钱，是以新疆产铜为原料，在新疆地区铸行的，此后各朝均有铸行。
公元1796年，高宗让位，仁宗登基，改元嘉庆，嘉庆年间，清允许百姓使用白银，并且再次整顿钱制，增加铸造量，铸行“嘉庆通宝”，初所铸力求工整美观，钱重一钱二分，面文仍用宋体，背文为满文局名。但有背文于穿左用草书，穿左用楷书，有“福、寿、康、宁、桂”也有穿右为满文“宝”字，穿右为楷书“福、寿、康、宁”连在一起为一种吉语，是钱局为吉庆所铸之钱，也叫“吉语钱”，参与流通。在嘉庆年间，由于开支加大，官炉偷工减料，各地方钱局所铸制钱质量下降，造成有的文字不清，钱重减轻，钱体减小，钱质低劣，等等，民间把这种制钱称为“局私钱”以至到嘉庆末年，朝廷对此束手无策，下旨允许缺铜的钱局自行停铸，如要继续出钱，足重一钱二分，否则罪其省府。因此各省纷纷停铸。市面上的铜钱有所减少，使得物价也跟着下跌了。
从顺治到嘉庆是清朝的盛世期，社会生产较稳定，在钱制上是明朝的延续，在发行制度上较前朝更加健全一些，所有皆为小平钱，有利于流通。
公元1802 年，清宣宗继位，改元道光，铸行“道光通宝”，钱制沿乾隆，嘉庆成例，道光年间，，白银外流加大，日甚一日，银价上涨，以往千银兑白银一两的情况不能维持了，道光二十五年御史刘良驹奏称：“京中纹银每两易制钱几及两千文，外省则每两易制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银贵钱贱，铜钱购买力下降，是赔本铸钱。西南各省钱局不断减重，由一钱两分，减为七八分，民间私铸钱更是减轻到三四分。道光二十年，，银价暴涨，各省钱局发生严重亏损，纷纷停铸。到道光末年，只剩下京师两局，宝云、宝浙等几局出钱，宝川、宝直、宝黔仍属私铸，是地方官员与钱局人员勾结铸造。因而“道光通宝”制钱大小轻重不一，比较正规的在2.2厘米左右，轻小的就不一了，且相当普遍。
道光三十年，清宣宗去世，文宗即位，第二年改元咸丰，户部准命各钱局铸“咸丰通宝”制钱。三年推出“咸丰元宝”及“咸丰重宝”大钱，咸丰钱币版本极多，有近千种。（详见咸丰钱币）
清文宗于咸丰十一年七月死于热河，清穆宗继位，改元祺祥，铸有“祺祥通宝”、“祺祥重宝”而后改元为同治，于同治元年开铸“同治通宝”制钱，面文仿宋，楷书都有，各地所铸之钱参差不齐，轻重不一。
“祺祥”年号定于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废于同年十月五日，短短六十九天，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短命年号。而祺祥钱也因此而铸行时间短促，尚未流通，就被废行了，因而传世甚少，极难见到。祺祥钱分“祺祥通宝”和“祺祥重宝”，仅有宝泉局、宝源局、宝云局、宝苏局有铸。“祺祥通宝”径约2.7厘米，重一钱二分，面文楷书，顺读。“祺祥”重宝“径约3.5厘米，重七钱四分，为当十钱，此钱做工较精整美观，因存世较少为收藏者重视。
同治钱因铸钱亏损等原因，铸行很不正常，时铸时停，现常见约有宝泉、宝源、宝苏、宝浙、宝巩、宝昌、宝川、宝桂、宝直、宝云、宝东等局钱，其余皆少见或仅见样钱。同治年间仅铸行了当十以下大钱，开铸的钱局有：宝源、宝泉、宝云、宝巩和新疆阿克苏等局，大小轻重也不一，新疆局及宝巩局曾铸有当五钱，新疆宝伊局有当四钱。同治时期本就铸钱不多，民间又普遍使用白银，而且外国机制银元的输入颇多，且成色制度均有，使用颇方便，故而铜钱的使用也就日见减少了。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清穆宗去世，慈禧太后迎立自己的胞妹（醇亲王福晋）的儿子入继为帝，改元光绪，先后铸行过“光绪元宝”和“元绪重宝”，“光绪通宝”，通宝制钱铸于公元1875-1908年之间，钱重从开始的一钱逐步减至八分，后减至六分，该钱书法为楷书，此外宝福局也铸过篆文钱，光绪通宝钱背文为满文记局名，也有星月纹，字有宝河、宝真、宝津、宝云、宝黔等，还有铭“千字文”者（即背穿上各见“千字文”中一字，为宇、宙、日、月、往来等字）。另外在戊子年（公元1888年）出过一种背穿左为“戊子”右为“河”字的戊子钱。光绪十五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从英国购买的机器制造我国历史上批机制币，不再为方孔圆钱形状了，此后相继在各省推广实行，遂步取代了“方孔圆钱”。
光绪帝于三十四年十月，（公元1908年）去世，此天慈禧太后去世，醇亲王之子溥仪继位，改元宣统，为封建社会的后一位皇帝，宣统年间，全国各省几乎都已停铸制钱，仅宝泉局铸过一种重一钱的“宣统通宝”小平钱，数量也不多，分为大小两种，新疆地区有“宣统通宝”红钱，以及宝广、宝福两局出过机制币。宝泉局所出的大钱直径在2.4厘米，小样钱直径1.8厘米，因为溥仪登基时只有3岁，加上钱也不大，因此民间把此钱称为“小宣统”、“小宣统”面文书法为楷书，背文为满文局名。“宣统通宝”是我国封建社会后一个王朝的后一位帝王铸行的后一种方孔圆钱。方孔圆钱的铸行从秦始皇统一六国铸行“半两钱”到“宣统通宝”结束，经历了两千年的岁月，是我国乃至世界铸币史上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