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通宝”旋读折三银钱考

2012年初，作者得知山东安丘附近出土一枚钱币，面文为“大观通宝”，折三型，瘦金书。其钱文旋读，布局与常见大观通宝迥异，书法曼妙。后来见到实物，钱肉泛银白，厚重精整，略带铁壳锈。钱径35.8mm，重12g。综合其材质、形制、钱文和出土情况等因素，可判定此泉品为银质。由于大观通宝银质折三型之前未见钱谱收录，仅见马定祥先生1986年所撰《补说日本三大钱谱北宋钱》之转述①，其在钱币史中有一定的地位，有必要撰文对其进行考证。

唐宋是中国使用金银钱多的时期，钱币史中前人早有论述，日本学者还有过专题研究②。宋代金银钱以年号为主流，徽宗朝尤甚，南宋则多有寿庆宫钱和吉语③。从文献看，关于金银钱的记载屡见不鲜，多用于宫中。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转引《宣和录》载靖康二年二月丙子金人索取汴京内库之宝货条。“上皇阁分金钱四十贯，银钱八十贯；皇帝阁分金钱二十贯，银钱四十贯，皇后阁分金钱十一贯，银钱二十二贯，云云” ④。此例中金人共分得金钱七十一贯，银钱一百四十二贯，但与铜钱相比，仍然是稀若星凤。两宋时期沿用金银钱为赏赐、庆典、祝寿等用途，已经成为一种制度，颇见史书和时人笔记。宋人张知甫《张氏可书》记载徽宗禅位之后，微服出汴京城外，见卖蒸饼者，“于箧中取金钱十文，市一枚以食”之事⑤。《武林旧事》载孝宗在西湖游玩时，尝以“金钱十文、银钱一百文、绢十匹”赏宋嫂所献鱼羹⑥。此二例说明金银钱可充购物、赏赉之用。金银钱甚至一度被刘光世用来招诱金兵为降服信号⑦。金银钱还用于宋的陪葬，数量。周密《癸辛杂识·别集》载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杨琏真伽发掘宋诸帝陵之事，云“金钱以万计，皆为尸气所蚀，如铜铁。以故诸凶弃而不取。往往为村民所得”⑧。参照被盗宋陵中金银钱数量与汴京内库诸阁中被金兵抢掠的金银钱数量，均以万计，可知有宋一代，金银钱存世甚多，并不神秘。



但从考古发现看，宋代金银钱的发现并不多。除1988年五台山一次出土“淳化元宝”背佛像金钱两千枚左右外⑨，似无大量出土的记录，而是零星散见各地，尤以浙江杭州及周围市县湖泊疏浚和清理宋墓而时有发现。以金钱为例，1936年夏浙江古荡宋墓发现的三枚金钱⑩，其中“乾道元宝”归陈仁涛，“太平通宝”归罗伯昭，现均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1953年，马定祥经景翔馥得到西湖疏浚所出“宣和通宝”篆书金钱，后转让与罗伯昭，成为其“铭心之品”⑾。1986年浙江慈溪龙南拓岙山麓宋墓出土“隆兴通宝”金钱一枚⑿，现藏宁波钱币博物馆⒀。1988年，浙江衢县安仁乡宋墓出土“太平通宝”金钱一枚，现藏衢县文管会⒁。这些考古证据表明，南宋时金银钱的使用范围以临安为中心。北方发现的两宋金银钱相对较少，很可能与大量金银钱被金兵劫掠有关。“淳化元宝”背佛像金钱或可归为太宗皇帝供养之用。1966年应县木塔发现两枚金钱，一枚“政和通宝”、一枚“宣和元宝”，现均藏于山西博物院⒂,也应归为供养之用。1996年4月27日，黑龙江阿城南城村一冯姓村民，淘沙时筛出了一枚“宣和元宝”金钱，广穿，薄肉，其版式与应县木塔所出“宣和元宝”一致，现藏金上京历史博物馆⒃，本文披露的折三型大观通宝银钱出自山东地区，并非浙江与东北，这可能与山东地区是当时宋金交战的过渡地区有关。



除太平、淳化、宣和、政和等年号外，大观也有金银钱存世。彭信威先生指出，“从遗留下来的实物看，宋朝的金银钱，以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铸得多。特别是徽宗的时候铸得多。因为大观、政和、宣和等年号都有银钱留下来。大观通宝银钱有两种，一为篆书，一为隶书，成对钱。”⒄这种大观通宝银钱偶有发现，存世不多。日本《昭和泉谱》中录有三枚大观小平银钱，均为平尾丽悳庄所藏，版式为楷书两种，为“正样”、“广穿”二版，篆书仅有一种⒅。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钱币”展览中展出一枚大观通宝小平旋读银钱，与《昭和泉谱》中的“正样”同版，可做相互印证，但不知其来源。大观通宝银钱，所见均为旋读，以示其与行用钱的“直读”钱文相区别。大观通宝篆书小平金钱仅见一枚，早年流入星洲为某大藏家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