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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害。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以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常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曾有流氓掮客,声称找鉴者寻衅,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便敷衍了事。从商人方面讲,旧社会的商人如买了假货,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也不随便闲评商店中的藏品。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评论起来,顾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数鉴家,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弄成不愉快。
七、忘形。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见到一件挂品,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还和别人强辩一番。有人便写给我一首打油诗说:“立扬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见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凛然自省,向人道歉,认识到应该如何尊重群众!

容众。一次外地收到一册宋人书札,拿到北京故宫嘱为鉴定。唐兰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意见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极为和谐。为了集思广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备考意见,他们几位以为理由可取,就定为真迹,请外地单位收购。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急忙加以说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见,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说:“先生漏了一句,定则定矣之上还有我辈数人呢。”这两句原是陆法言《切韵序》中的话,唐先生是极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释重负。颜鲁公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这话何等沉痛,我辈可不戒哉!

当然,运用避讳进行书画断代,要了解避讳的时代特点,例如宋代"玄"、"朗"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赵桓大中祥符五年开始避讳的,在此以前这样的字是不避讳的。如果见到一幅宋代人写的字或者绘画作品的题诗,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以前,对这些不避讳是符合规律的,而款为大中祥符五年以后的,这些字不避讳就不合规律,就有问题了。
我们这儿所讲的只是一般的情况,此外,也还有极个别特殊的例外,如米芾的《蜀素贴》卷中,前后有两个"殷"字,一个缺一笔,另一个就不缺。这就要根据具体的作品作具体的分析。
同时,对于避讳问题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变地对待,有些临古的书法作品,完全按照原样临而不避讳。例如经过鉴定确为南宋赵构(高宗)所书的《临古二体千字文》卷,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临写的,文内的字均避唐讳(诸如"渊"、"世"、"民"等字均被避讳),而没有一个字是避宋讳的。
总之,避讳的问题是复杂的,在书画鉴定中运用避讳来断代,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要依据不同的条件,灵活掌握。

从绘画材料上鉴定书画真伪
2003年10月5日下午,我应海南收藏家协会何翔先生之约做现场书画鉴定。当场有一位收藏家拿着三幅古画求鉴,一副为清林舒的《山水图》,另幅为日本画《花鸟图,第三幅是清方琮的《山水图》条幅,长约四尺,宽约1尺2寸,绢本,浅设色。本画所用材料为粗绢,装裱材料为清末民初所用粗制花绫。山水风格有唐伯虎格调,但属笔触较之粗犷的大斧劈皴。画之上端留空也较大左下角有小楷书“臣,方琮恭绘”,数字,后钤小印两方。初视之,印象不真。
平时积累方踪的绘画印象是属内廷供奉的正统画派画家,大约与董邦达、张宗苍山水类似。据《熙朝名画录》载:“方琮,字黄山,为乾隆朝供奉内廷。画学黄公望,其画曾蒙御题”并言其“画学张宗苍,深得其传。”该画以大斧劈皴,目的是使鉴者无从对照原迹为其作伪本意。鉴定这幅画除了画风与张氏画风毫无相干且属传统内廷画派之外,更主要的破绽是所用材料的问题。

有一种复旧方法能使两幅作品几乎完全相同,这就是揭裱旧字画。自明朝以来,书画常用的质料是宣纸,宣纸经特殊工艺制成,与纸不同。如果宣纸在制作时一次成形,其厚薄多不均匀,因此必先作极薄的一层,根据其价格宣纸可以加层。一般普通的宣纸也有二三层,厚的有四五层之多。因此,一张宣纸也可以再分揭为数张。这样,书画原作一经商人之手,必设法揭出若干层。由于宣纸用墨极易渲染,几乎每层都可以浸透画家的笔墨,但揭层越多,笔墨越淡,每层的原作也比较淡,作伪者便再用宣纸裱数层,墨迹轻淡之处再照样添补,新墨如很明显,再用熏旧之法使其变旧变暗,真伪便难以分辨。不知此情的人在将古旧书画或名人书画送给裱工装裱时,上一层笔墨俱佳者往往被他们揭去,被骗后也不知所以。

人们只有通过“临”、“仿”、“抚”、“摹”来标识自己的传统渊源,确立自己的艺术价值。
“四王”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为山水画创造的后的辉煌,终消失在晚清的暮色中。
明末清初四高僧,即石溪、渐江、石涛、八大山人,他们是的写意山水画代表。
纸、绢、绫
到了明朝初期,出现了一种安徽宣城产的纸,世称“宣德笺”,纸面细腻、光滑,明。
宣德帝朱瞻基喜用它作画。此外明末的董其昌和清初的王原祁也用宣德笺画画,但未发现其他人用.
这无意中为鉴定示、董、王之画提供了依据。但明代大多用金扇面,即洒金或泥金扇面,而白纸素扇面明末清初才出现。
清康熙时则金、白并用。到了雍正、乾隆时,一般用白纸扇面。
谈到洒金、泥金出现的时间,大片的洒金纸出现在明代早期,洒金纸扇面出现在中期,小金片和金星纸出现在明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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