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陶瓷

青花缠枝牡丹纹净水瓶，高足造形特繁丽，耀眼夺目，为永乐一朝之稀珍，数世纪后，其祥瑞寓意，更得乾隆帝敬仰赏爱。净水瓶非日常使用之器，于宫廷中亦仅作礼器之用，惟可见于少数重大祭典场合，其造形大异于当朝茶酒执壶，树一格，历代瓷器中罕有能与其聘美者。塑造如此特器形，窄颈宽腹，细流纤长笔挺，需瓷人巧心熟技，反映永乐朝景德镇御窑造瓷水平之精妙高超，然烧造成功者，为数鲜少，包含此瓶仅三例存世，均为永乐青花御瓷，其一为清宫旧藏（图一），现存北京故宫，另一例则曾为康涅狄格州 Palmer 氏、Frederick Knight 及赵从衍珍藏，1980年代曾二度售于苏富比（图二）。
净水瓶器形原应取材金属器，其来源仍备受学术界讨论，一说近似水烟筒下部，然烟筒内部藏输烟管，以水滤烟，净水瓶流接合器身下部，内部结构明显不同。另说应类长颈净瓶之用，惟传统净瓶长颈纤纤，不似净水瓶有流，仅以瓶口作为开口，控制固定出水量。净水瓶高足细流，流口沿环饰类同金属器制，永乐瓷虽大量取材各式中东金属器形，且可见类同中东细流瓶器，仍无完全比例相同亦无持把之例。器形相近者，惟有年代略晚之印度金属水瓶，无持把用以持壶就口饮水，而口不需接触壶嘴。
北京故宫藏净水瓶，应曾用于佛教祭典，永乐帝崇佛，曾诏命烧造大量瓷器用以礼佛，此瓶应是其一。礼器尚白，永乐初年景德镇御窑亦曾致力烧制单色白釉净水瓶，虽无完整器传世，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明永乐早期地层出土一件白釉净水瓶残片（图三）。连同一件白釉僧帽壶，原作藏传佛教祭祀之用。
逾三后之乾隆朝，青花净水瓶虽成古物，仍无失光华，或许因其宗教含意，深受乾隆帝珍视。乾隆帝慕古，常借镜历史加添大清政权光辉，〈高宗是一是二图〉中，乾隆帝特意挑选净水瓶入画，此器应是上述现存北京故宫之例（图四）。
高宗偏爱〈是一是二图〉，曾四度诏命绘制，并御笔题书于上，四幅均书不同款识，对应宫内不同斋堂，其中画工精二幅，应出自郎世宁与姚文翰之手，反映宫廷画师间的通力合作。〈弘历是一是二图〉广得学术界讨论 [1]，而画面中央侍僮手持净瓶，亦值深入探讨。
Patricia Berger 释义〈是一是二图〉中，乾隆帝化身汉学士或佛教居士，端坐榻上，二侧陈设王莽时期青铜度量、明宣德青花梵文罐，前者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后者存于北京故宫，隐喻帝王不仅君权统率天下，亦是虔诚佛教徒。画中摆设古玉及宋瓷，象征君主阐扬维护文化之角色。
〈弘历是一是二图〉构图出自宋明人物册页[2]，绘一学士坐于矮榻，面前屏风悬挂自身画像，却无乾隆帝画中塑造展现的强烈个人形象，如巫鸿所谓之「自我神秘化」（1996年），学士身畔陈设文人家居，侍僮持白釉执壶为其斟酒。相较〈高宗是一是二图〉中，精心挑拣摆设入画之物，一丝不苟，原画更显自然轻松。
四轴均书乾隆御笔，「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学者间对此作不同解读，如巫鸿（1996年，页235）。高宗数度提及「是一是二」，对应藏传佛教中观派无二法门之教义（Berger，页52）。「不即不离」，出自《圆觉经》。乾隆虽非以墨道治国，「儒可墨可」，取东周春秋儒墨之争，强调思想传统。「何虑何思」，取自《易经》，传为孔子之作。
画中侍僮手中净水瓶，为高宗视线焦点（图五），描绘净水瓶显示非斟酒或茶，异于原画，乾隆帝特别安排绘永乐朝青花净水瓶，或许暗示净水瓶与藏传佛教之关连。现知并无同形制西藏金属器。
此件青花净水瓶，与永乐甜白釉玉壶春（编号16），宣德孔雀蓝釉盘（编号21）及部分琵金顿珍藏，均出自H.R.N.Norton旧藏，Norton曾于清末赴中，1920、30年代于伦敦开设古董商行，Roger Bluett称其为「一位拥有重要中国瓷器私藏的英国古董商，作风谦逊低调，经年累月，见重器即纳自藏，所藏之器均细心置于特制匣中，藏于自宅。」（Roy Davids及Dominic Jellinek，《Provenance. Collectors， Dealers and Scholars： Chinese Ceramics in Britain and America》，Great Haseley，2011年，页340）。Norton旧藏售于苏富比1963年二场拍卖会。
[1] 〈高宗是一是二图〉专文讨论，参考：
Angela Zito，〈Silk and Skin： Significant Boundaries〉，Angela Zito及Tani Barlow编，《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芝加哥，1994年，页111-113。
Angela Zito，《Of Body and Brush： Grand Sacrifice as Text/Performa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芝加哥，1997年，页39-43。
Charles Lachman，〈Blindness and Oversight： Some Comments on a Double Portrait of Qianlong and the New Sinolog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16期，4号，1996年10/12月，页736-744。
巫鸿，〈Emperor’s Masquerade： ‘Costume Portraits’ of Yongzheng and Qianlong〉，《Orientations》，26期，7号，1995年7/8月，页25-41。
巫鸿，《The Double Screen： 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芝加哥，1996年，页233-236。
Patricia Berger，《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檀香山，2003年，页51-54。
Kristina Kleutghen，〈One or Two， Repictured〉，《Archives of Asian Art》，62期，2012年，页25-46。
[2]《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图版IV-6
传世品中无论造型、纹饰及尺寸均同者仅见两例，一为清宫旧藏，并录于耿宝昌，《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北京，2002年，卷 1，页20。
另一例则曾属美国康涅狄格州 Palmer 氏 、Frederick Knight 及赵从衍雅藏先后售香港苏富比1982年5月18日，编号24；再次1987年5月19日，编号234；伦敦佳士得1968年10月7日，编号99；香港佳士得1995年10月30日，编号669。并录于 Anthony du Boulay，《 Christie’s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伦敦， 1984年，页116，图3；冯先铭，〈Yongle and Xuande Blue-and-white Porcelain in the Palace Museum〉，Orientations，1987年11月，页68，图27；《香港苏富比二十周年1973-1993》，香港，1993年，图版54。
除此三例，亦曾有永乐御窑遗址出土的甜白釉残件展出，见《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鸿禧美术馆，台北，1996年，图版93；同时出土的另有一件白釉僧帽壶，见图版99，宣德御窑遗址出土的青花残件，见图版136。重建修复的白釉瓶造型上与本器略异，并且器底无釉，卧足。未见此两例之文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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