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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可染师作画

可染师从不当众作画,这在美术界是出了名的。可是可染师有位老朋友,有一天到家里来,对可染师说:“人人都说你从不当众画画,我就不信!”说罢,帮可染师将宣纸铺在画案上,并说:“今天你要是不把这张纸画了,我就不走了!”难题出给了可染师,怎样又不当着他画,这纸还得画成画儿呢?。可染师忽生一计。于是忙请老朋友喝茶、聊天,就这样茶一直不停地喝,老朋友茶喝多了,结果就要去洗手间。然而,就当老朋友去“方便时”,可染师立刻挥毫,神速地画了一幅人物画。这时老朋友也从洗手间出来了,当看到墨迹未干的画,猛然惊醒,二人大笑起来。



半斤朱砂墨

可染师在与我谈起“万山红遍”这画时,他说:“多亏一位朋友从故宫找来了一块半斤重的朱砂墨。我就用积墨、积色的方法,千点、万点,层层叠叠,积出深秋的山村,如火一样的感觉,将秋意表现得。半斤朱砂墨,画了三幅不同大小,不同构图的‘万山红遍’。这也是时代的产物,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重要的是表现了祖国河山壮丽无比。”



有君堂

抗战时,他住在重庆,他住的地方旁边是竹林,有一天,他屋里地上冒出了一棵竹笋。他没有去打理。竹笋渐渐变成了竹子,竹子渐渐长大了。他还是没有时间去打理,任凭竹子长。后来,竹子一直长到天花板上去了。他想起晋人“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典故,于是给这茅屋起了斋名,叫“有君堂”。



确实没有时间去做坏事

可染大师在“文革”期间说过的一句话:“我不一定是好人,但确实没有时间去做坏事。”

一个人连干坏事的时间都没有,他把时间用在了哪儿呢?

1954年,李可染和张仃、罗铭想去江南写生,他在一家杂志社预支了一百元稿费。边走边画,衣服破了,鞋子破了。李可染的脚有些畸形,穿的鞋子需要妻子特殊加工。行走,对他来说,是件痛苦的事。可是,他硬是穿着这样的鞋走了几个月,鞋子磨破了几双。几个月之后回家,人已形同乞丐。而三个人几个月一百元钱竟然没有花完。原因是把所有时间都用在行走和画画上,没有时间花钱。

李可染先生多才多艺,除了绘画,还会拉胡琴,精通京剧。京剧对他来说,既是爱好又可消遣。1944年的某一天,他曾一连失踪三天。回家后,妻子才知道,他听京剧连听了三天三夜。妻子责问:“李可染,你要是这样只迷戏,你的画还能成吗?”

从此,在他的时间里,他删去了拉二胡和听京剧的时间,一心一意,心无旁骛。

我很少将“炉火纯青”这个词,用于形容文艺作品。但当我看到李可染先生的作品,心中只有震撼,用“炉火纯青”誉之犹嫌不足。在他的《五牛图》里,先生云:“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仅用黑白两色,竟画出了牛背皮毛上的反光,真是“力大无穷”,先生说的是牛,我说的是艺术感染力,这是温柔的力量。字与画,真的有“力透纸背”的感觉。

看他的作品,获得的不仅仅是非凡的审美感受。从他的绘画中,能寻找到他生命中所有的时间。从中能明白,他一生的时间用在了何处。



从师

1947年,经徐悲鸿先生引荐,李可染终于有幸拜齐白石为师。齐白石是近代大写意花鸟巨匠,又是金石篆刻巨擘,但在当时,他的思想一再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走着他的"寂寞之路"。他次看到可染的写意画就十分欣赏、推崇,后来多次在可染画作上题写画跋,高度评价可染的创造精神。白石老人曾为李作《耙草歇牛图》题跋,老人写道:"心思手作,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一语道破可染艺术的大特点:不但精于勤,而且深于思。

李可染在齐师身边10年,每天为老人磨墨理纸,看齐师作画。白石老人的花卉,他一笔不画,但他认真学习了齐师的作画态度,用笔运墨之法,还有构思之奇伟,以及大胆的精神。

齐白石曾赠可染一枚构思奇巧的印章"树下童子",即树下一人。白石老人赠印时,对可染讲了两句古语:"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纳履。"印章取其"不须整冠"、以洁身自好为做人本色之寓意。

1957年,可染访问德国期间,97岁的白石老人溘然长逝,可染未能及时赶回奔丧,未尽弟子之谊,成为他终生遗憾。



研墨童子

13岁那年,小学放暑假,可染在城墙垣道玩耍。靠城墙有一片园林建筑,名曰"快哉亭",后室有几位文人长者在作画。他顺城墙豁口滑下去,伏在窗外观看。从此一连数日,天不亮就在窗外候着,恋恋不舍。一位长者见他对画如此入迷,感叹道:"后生可畏!"画师们招呼他进去看画,从此可染便成了老画师们的"研墨童子"。大清早,他就提着小桶到井边汲水,研好墨,等着看长者作画。回到家里,他竟能把所见全幅山水大意背临下来,这使画师们大为惊讶,催促孩子拜山水画家为师,原来这里是"集益书画社"活动的场所。

李可染正式拜师后,钱食芝为这个小学徒画了一大帧山水,并写了数十行跋文。附诗云:"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自鹏捕上,余惭鹢退飞。"钱食芝预感这个少年弄墨的童子将会如同大鹏展翅,相较之下,自己则如同鹢鸟冉冉倒飞了。



一字铭

1929年,对于22岁的李可染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个年份。那年,他了七年学历,报考西湖国立艺术院首届油画研究生。由于他现场所作的巨幅人体油画,画风雄厚大胆,被慧眼识才的林风眠校长破格录取。其实,那次是他次拿油笔,还是同时前来报考的山东青年张眺临阵教给他的。

可是,到了课堂上,他有点傻眼。他拿起从未曾拿过的炭条准备画素描,却不知从何下手。他自愧画拙,总是扣放画板,待教授来课堂指导时才翻正过来。画板一角写着一个"王"字,原来那是"亡"字的密码暗示,暗示自己,画不好素描勿宁死。



抗战

1932年秋,杭州"一八艺社"进步美术活动遭禁,可染在林风眠校长关爱下,悄悄离开西湖返回家乡。九一八事变,激荡着爱国青年的热血,此时可染所在的徐州民众教育馆,以及他在那里兼课任教的徐州私立艺专,成了抗战宣传活动的中心。

李可染在民教馆里创办了抗战宣传室;同时创办了黑、绿两色石印的抗战画报,把抗战宣传室的活动内容,演化为更活泼、更通俗的形式,向广大观者群散播开去,在人们的心田里撒下拯救民族危亡的火种。

1938年,他参加会聚武汉的文化大军是一个转折点,那年他由孤军作战汇入有领导、有组织的抗战宣传活动大潮。直到1942年前后,他才重新开始中国画的创作、研究。这位后来饮誉中外的当代山水画大师,在青春年月里,曾如此激昂地投身于抗战宣传画创作活动,大规模地、忘我地作画,持续10年之久。他先后完成的墙上壁画、布上宣传画、多种形式的宣传画,难以统计,少说也有200余幅。这对世界美术史说来,也算得上是一种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从中可以窥见,作为爱国的艺术家,他胸中跳荡着一颗怎样热烈的中国心。 早年徐州民教馆陈列的宣传画,有油画、水彩、水墨、炭笔画……多种工具、形式、题材和品类。其中引人注意的是《甲午海战--九一八,日本侵华史》,以史实性照片、图片为贯穿线,配以漫画、宣传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蓄谋已久的侵华野心和罪行。

“八一三”以后,徐州民教馆以它固定的抗战宣传室为活动中心,又演化出新的分支:"抗战文艺宣传队"和"抗战宣传画巡回展"两种流动形式。李可染发起和组织、领导了徐州私立艺专的学生,邀集美术、戏剧、音乐界的朋友,联合走了街头,那时全国都在沸腾着抗日救国的洪流。

抗战宣传画激发了青年李可染的创造活力,他构思敏锐,落笔大胆迅捷,一个人创作起稿,同时就有7位学生紧跟着上色、书写美术字标题。这样画在大幅面白色竹布上的宣传画,完成了上百幅,由青年学生们张举游行,协同抗战文艺宣传队,在城乡巡回展示。两支人马:一支且唱且舞,演出街头话剧,另一支就在近处场地,举办抗战宣传画展。文艺宣传队演出到哪里,巡回画展就在哪里出现,互为配合,相得益彰,轰动城镇,观者如潮,收到的宣传效果,成为唤起民心、齐心抗战的响亮号角。

这项自发、自为的宣传活动,持续到1937年七七事变。当时,兵家要地徐州已是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南北通途断绝。可染为谋求机会,持久深入地从事抗战宣传,绕道西安,向着武汉转移。

在由武汉经长沙、桂林、辗转重庆的途中,常常由美术开路,画笔打,可染是得心应手的画家之一。宣传画出现在城乡墙壁上,戏剧演出队、歌咏队随后便出现在街头。控诉日本侵略军破坏和平的家园,号召送棉衣给前线,呼吁援助挨饿受冻的难民同胞,反妥协、反投降、反对做顺民当汉奸,歌颂抗战英雄,成为宣传画的主旋律。其中一幅《敌人被打得焦头烂额了!》由李可染所作,他笔下鬼子兵的狼狈相成为败北日军的典型形象。许许多多街头演剧队,化装鬼子兵,竟不约而同地以此画中的形象为蓝本,其造型特点之鲜明,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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