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保利拍卖书画印石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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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绘画
《启功丛稿》是启功惟一收录书画鉴定的集子。他在前言中以谦虚的口吻透出无比自信。由于启功对书法的偏爱和研究的深入,加上文字学、文学、历史知识的渗透,他的鉴定以书法碑帖的考据为主,绘画鉴定为辅。他在历代书法碑帖的考据上功力过人,多不从用笔、风格等本题语言出发,而重在考据,形成了他的鉴定特色。他对各种版本的刻帖和各种碑帖的拓本均有深入的研究。他的《急就篇传本考》、《半亭帖考》《孙过庭书谱考》《唐摹万岁通天帖考》、《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等都不囿陈说,自出新意。他在各门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在碑帖鉴定中显得尤为,其中古典文学知识占有很大比重。启功不仅从碑帖中来校勘古代文学资料,而且反过来用古代文学资料来考证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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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鉴定有一定的“模糊度”
金:您在鉴定古代字画的工作中,曾提出过“模糊度”,您是怎样解释这三个字的呢?
启:古代名人书画有真伪问题,因之就有价值和价钱的问题。我每遇到有人拿旧字画来找我看的时候,提出的问题,不是想知道它的优劣美恶,而常是先问真伪,再问值多少钱。又在一般鉴定工作中,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又有许多“世故人情”掺在其间。如果查查私人收藏著录,无论是历代哪个大收藏鉴定名家,从孙承泽、高士奇的书以至《石渠宝笈》,其中的漏洞破绽,已然不一而足;即是解放后人民的文物单位所有鉴定记录中,难道都没有矛盾、武断、模糊的问题吗?这方面的工作,我个人大多参加过,所以有可得而知的。但“求同存异”、“多闻阙疑”,本是科学态度,是一切工作所不可免,并且是应该允许的。只是在今天,一切宝贵文物都是人民公共财富,人民就都应知道所谓鉴定的方法。鉴定工作都有一定的“模糊度”,而这方面的工作者、研究者、学习者、典守者,都宜心中有数,就是说,知道有这个“度”,才是真正向人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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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纸绢的年代,我相信,将来必会有比“碳十四”测定年限更精密的办法,测出几中的时间差。人的经验又可与科学工具相辅相成。不妨说,人的经验是软件,或说软件是据人的经验制定的,而工具是硬件,若干不同的软件方案所得的结论,再经比较,那结论一定会更科学。从这个角度说,“肉眼一观”、“人脑一想”,是否“万无一失”,自是不言可喻的!
鉴定不只是“真伪”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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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古代字画鉴定一般来说不就是判别作品的真伪吗?您却说不只是真伪的问题,这是为什么?
启:从古流传下来的书画,有许多情况,不只是“真”、“伪”两端所能概括的。如把“真伪”二字套到历代一切书画作品上,也是与表里不符合,逻辑不周延的。
譬如我们拿一张张三的照片说是李四,这是误指、误认;如说是张三,对了。再问是真张三吧,答说是的。这个“真”字、“是”字,就有问题了。照片是一张纸,真张三是个肉体,纸片怎能算真肉体?那么不怕废话,应该说是张三的真影、张三的真相等等才算合理。书画的“真”、“伪”者,也有若干成因,据此时想到的略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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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法复制品,古代称为“摹本”。在没有摄影技术时,一件好书法,由后人用较透明的油纸、蜡纸罩在原迹上勾摹,摹法忠实,连纸上的破损痕迹都一一描出。这是古代的复制法,又称为“响拓”,并非有意冒充。后世有人得到摹本,称它为原迹,摹者并不负责的。
古画的摹本。宋人记载常见有摹拓名画的事,但它不像书法那样把破损之处用细线勾出,因而辨认是不容易的。在今天如果遇到两件相同的宋画,其中必有一件是摹本,或者两件都是摹本。即使已知其中一件是摹本,那件也出自宋人之手,也应以宋画的条件对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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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随着年龄的不同、经历的变化,眼光也会有所差异。例如,恽南田记王烟客早年见到黄子久秋山图以为“骇心动目”,乃至晚年再见,便觉索然无味,但那件画是真一峰也。如果烟客早年作鉴定记录,一定把它列入品;晚年作记录,恐要列入参考品了吧!我二十多岁时在秦仲文先生家看见一幅黄古原绢本设色山水,觉得是精彩绝伦,回家去心摹手追,真有望尘莫及之叹。后在四十余岁时又在秦先生家谈到这幅画,秦先生说:“你现在看就不同了。”及至展观,我的失望神情又使秦先生不觉大笑。这和秋山图的事正是同一道理,属于年龄和眼力同步提高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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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位老前辈,从前在鉴定家中间公推为,晚年收一幅清代人的画。在元代,有一个和这清人同名的画家,有人便在这幅清人画上伪造一段明代人的题,说是元代那个画家的作品。不但入藏,还把它影印出来。我和王畅安先生曾写文章提到它是清人所画而非元人的制作。这位老先生大怒。还有几位好友,在中年收过许多好书画,至及渐老,却把珍品卖去,买了好多伪品。不难理解,只是年衰眼力亦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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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威:是指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东西,谁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样的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作了许多诗,题了若干次。后来得到真本,不好转还了,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说它是伪本。这种瞪着眼睛说谎话的事,在历代高权利的集中着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伪是非问题上,却是冤案。
康熙时,陈邦彦学董其昌的字逼真,康熙也喜爱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员进呈的许多董字拿出命陈邦彦看,问他这里边有哪些件是他仿写的,陈邦彦看了之后说他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见《庸间斋笔记》)。自己临写过的乃至自己造的伪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无疑,如果指出,那进呈人的礼品价值就会降低,陈和他也会结了冤家。说自己也看不出,又显得自己书法乱真。这个答案,一举两得,但这能算公平正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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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害: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以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常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曾有流氓掮客,声称找鉴者寻衅,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便敷衍了事。从商人方面讲,旧社会的商人如买了假货,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也不随便闲评商店中的藏品。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评论起来,顾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数鉴家,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弄成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