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民国官窑瓷器一般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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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年 12 月,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 “洪宪”,尽管其皇帝梦仅持续了 83 天,但却催生了一批在民国瓷器史上品质的仿古瓷 —— 洪宪瓷。
1916 年初,袁世凯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字世五)赴江西监烧洪宪御瓷。郭葆昌出身古玩行,对瓷业有一定了解,且怀有振兴瓷业的志向,他到景德镇后,利用江西瓷业公司的实力,重金聘请原御器厂的各类高手,包括造型、上釉、绘画、填彩、焙烧等方面的名师,选用精良的瓷土、彩料和燃料,仿照雍乾官窑粉彩瓷器进行实验制作。为了烧制这批瓷器,袁世凯不惜工本,投入了 140 万大洋,折合白银约为一百万两。据郭葆昌的外孙马常先生回忆,这批瓷器约有四万件,不过也有记载称只有六千件。但无论数量多少,分摊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相当高昂,相比之下,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每年上交瓷器四到五万件,而朝廷一年拨付的费用才三万两白银,由此可见洪宪瓷制作的程度。
民国官窑瓷器仿古色彩较重,是中国仿古瓷历史上的高峰期之一,以仿历代名窑作品为主,尤其以仿清康、雍、乾三代的瓷器为常见。常见的有仿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青瓷,仿隋、唐、五代的白瓷,仿宋代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瓷,仿元代青花瓷,以及明清的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及单色釉器。民国初期,景德镇的仿古瓷作坊遍布街头里弄,在南门码头的黄家洲还形成了仿古瓷集散地。这个时期大量的仿古瓷集中在仿明清各朝代的官窑瓷器上,多的要属康、雍、乾三朝的瓷器。
民国瓷器不再以改进胎、釉、彩等原料为目标,甚至也不再以工艺、技术改进为目标,而是专以绘画水准竞高下,形成了夸耀瓷绘技艺而不是制瓷工艺的趋势。这一时期瓷器装饰上仍以青花、粉彩、五彩为主流,器物形制上基本沿袭了晚清的风格,但造型上比晚清瓷器要纯朴平直些。装饰题材广泛,款识也是历朝都有,尤以清代乾隆为多见。总体上来讲,民国时期的民间仿官窑器其面貌不及原御窑仿前朝的精良,但民国初出现的 “古月轩” 瓷器,则是以仿清康雍乾瓷胎画珐琅的面目出现的。
除了经济价值,民国官窑瓷器还具有特的艺术欣赏价值。这些瓷器的瓷绘精美,色彩丰富,无论是山水、人物还是花卉图案,都展现出了画师们高超的技艺和特的艺术风格。如 “静远堂制” 款瓷器的单色釉,格调含蓄优美,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审美情趣;“觯斋” 款瓷器的花卉着色清淡、布局疏朗,人物姿态恬淡,具有浓厚的文人趣味。此外,民国官窑瓷器的釉色也十分特,如洪宪瓷的珐琅彩,色彩明艳丰满,画面生动逼真,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些瓷器不仅是实用的器物,更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具有的艺术欣赏价值,为收藏者们所珍视。
民国瓷的釉面一般略微泛黄,表面光泽柔和,给人一种松软之感。像一些粉彩瓷器,其釉面的光泽柔和温润,没有刺眼的反光,这是由于当时的釉料配方和烧制工艺所决定的。但这种柔和的光泽并非暗淡无光,而是在光线下呈现出一种内敛的光泽,仿佛有一层薄纱覆盖。
民国后期,釉料经过机械处理,釉面明净细润,但同样光亮柔和却不刺眼,这是因为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氧化,釉面形成了一种特的温润质感。不过,现代仿品的光感往往过强,没有真品那种柔和自然的感觉,即使经过人为做旧处理,其光泽的分布和质感也与真品存在差异。例如一些仿洪宪瓷的珐琅彩,其釉面的光泽可能会显得过于亮丽和均匀,而真品的珐琅彩釉面在光线下会有细微的变化和层次感。
此外,民国瓷器的釉面还可能存在一些细小的瑕疵,如缩釉、串烟等现象,但这些瑕疵在真品上往往呈现出自然的状态,而仿品的瑕疵则可能是刻意为之,显得不自然。
而现代仿品的款识往往在书写风格、字体结构、笔画粗细等方面存在破绽。有的仿品款识字迹模糊、笔画软弱无力,缺乏真品款识的神韵;有的则在字体的模仿上过于刻板,没有真品的自然流畅之感。此外,仿品的款识颜色和质地也可能与真品存在差异,真品的款识颜色通常深入胎骨,与釉面融合自然,而仿品的款识可能会浮于表面,颜色过于鲜艳或暗淡,容易被识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