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的鸳鸯形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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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交颈鸳鸯壶，辽代，高3厘米，正面宽15厘米。胎质细腻，泛红。鸳鸯肥硕，交颈缠绵，双翅并拢，足曲于腹下，卧于仰莲座上。施黄、白、绿三彩釉。壶底露胎，短喙残缺。
辽三彩受唐三彩的影响很大，具有特的民族风格，其主要产地为辽宁林东南山窑、辽阳江官屯窑、内蒙古赤峰的缸瓦窑。辽三彩胎质细软，呈淡红色，少数胎质呈淡黄色，胎上挂化妆土，再施彩釉。辽三彩有单彩、双彩和多彩器物，釉色以黄、绿、白为主，不见黄色，从出土物看，其白釉与绿釉微闪黄。许多器物施釉较薄，釉层易脱落，底足无釉。只有少数挂釉至底足，且釉色浓重，光艳娇美，可与唐三彩媲美。
辽三彩的器型多为日常生活用具，有穿带壶、龟形壶、兔形壶、鸡冠壶、海棠式长盘、莲花式碟、印花暖盘、三角形碟等，这些器型都具有契丹民族风格。
辽三彩的装饰有划花、印花和贴花。一般盘、碗、碟等多用印花，纹饰多以牡丹花为主，还有一些水纹、草花 纹、双鱼纹等。
两汉以后，文学作品中的鸳鸯才转向比喻兄弟及贤者，从象征异性之爱变成代表同性之间的手足之情及互相倾慕、互相挂念之情。如《文选》中辑录的《苏武李陵赠答诗》，其中有“昔为鸳和鸯，今为参与商”两句，描写苏武与李陵之间的友情。
斗彩鸳鸯卧莲碗，清乾隆，高6.3cm，口径18.3cm，足径10.5cm。
　　碗敞口，深腹，直壁，腹下微内敛，卧足。内口沿书青花梵文一周，外口沿青花绘赶珠龙一周。碗内底青花双圈内与外壁均以斗彩绘莲池鸳鸯纹：池塘中涟漪微泛，荷花盛开，水草茂盛，鸳鸯或游弋其间，或于低空翱翔，彼此呼应，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色。足内施白釉，书青花“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
　　鸳鸯卧莲又称“莲池鸳鸯”，此装饰题材象征美好的爱情。早在宋代定窑、景德镇窑、磁州窑器物上即普遍装饰鸳鸯纹。明、清两代的青花、五彩、斗彩瓷器上更是常见鸳鸯纹装饰。
　　此碗形制秀美，在洁白的釉面衬托下纹饰色彩鲜艳，画面生动，富有自然情趣。
晋人郑丰有《答陆士龙》诗四首，首名为《鸳鸯》，诗序说：“鸳鸯，美贤也。有贤乾二人，双飞东岳。”诗中的“鸳鸯”，是比喻陆云、陆机兄弟。这种“基情四射”的文化现象，从两汉一直持续到魏晋，达数之久。按常理，鸳鸯为雌雄形影不离的“匹鸟”，“人得其一，则一思而死”，用于比喻男女之情，十分恰当，而两汉魏晋人偏偏喜用鸳鸯表达同性之“恋”，个中原因，至今令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
定窑白釉印花莲池鸳鸯图折沿盘，金，高1.6cm，口径14.2cm，底径9.3cm。故宫博物院藏。
　　盘折沿，浅腹，平底。通体施白釉。内底模印莲池鸳鸯纹。
　　晋崔豹撰《古今注》曰：“鸳鸯，水鸟，凫类也。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思而至死，故曰雅鸟。”瓷器装饰中的鸳鸯皆成双成对出现，而且多与莲池相配，习称鸳鸯戏莲纹、鸳鸯卧莲纹、莲池鸳鸯纹。宋代定窑、景德镇窑、耀州窑、磁州窑烧造的碗、盘、枕等器物上，均有以鸳鸯图装饰者。
魏晋以后，风气又变，鸳鸯的意象，又重新回归到“传统”文化意蕴。促成这次回归的原因，《诗经》已有先例是其一，而更重要的是一些民间传说的广泛传播。晋人干宝的《搜神记》，有一篇名为《韩妻》，讲述了韩凭与妻子何氏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他们死后，其“精魂”化为鸳鸯，栖息于墓旁两棵根枝交错的大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
至唐代，诗歌中的鸳鸯意象，几乎是清一色的“夫妻”。如卢照邻的“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李白的“七十紫鸳鸯，双双戏亭幽”；杜甫的“合昏尚知时，鸳鸯不宿”等。诗人崔珏因三首《和友人鸳鸯之什》诗而名声大噪，被时人称为“崔鸳鸯”。此后，鸳鸯的象征意义，便基本固定下来，一直延续至今。
青花着色力强，呈色稳定，纹饰褪脱，且风格幽靓典雅，素净秀丽。光润透亮的青花釉与素雅明净的白胎巧妙配合，互相衬托，颇具中国水墨画之特色，并且标志着由素瓷转为彩瓷的新时代的到来;元青花以其多层次，满画面，主次分明的装饰特征和以彩绘为主兼刻、划、印花的装饰技法，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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