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遗珍追怀古意以考古探究新识

“古不考秦汉以下。”说起考古，人们常想到的是史前碎玉、三代吉金乃至秦砖汉瓦。人们观赏这些遗物，生怀古幽情，因此可以感受到三代古意与汉唐气象。这样睹物怀古、物我两忘的玄妙体验，在盛唐以后却少了很多。一方面是由于宋以来文献蔚为大观，明确的记载限制了想象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宋以来传世品不可计数、真伪莫辨，它们辗转浮沉于收藏家乃至名利场之中，少了些古意，多了些烟火气；再加之大众文化野蛮生长，光影情节的背后，历史却渐趋虚无。于宋元明遗物中访古寻真，似乎变得矛盾且艰难了。

好在近来燕园中有一个展览，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推出了“寻真——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成果展”，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历年考古成果集中呈现。作为重头戏，本次特别展出了宋元明各时期陶瓷考古发掘成果，使得各朝名窑产品汇集一堂。观众徜徉于各展柜间，观南青北白，赏官民并举，如同跨越时空，静静倾听瓷器诉说史书失载的历史。

进入宋元明考古展厅，眼前的一切会让参观者起疑：以往看的陶瓷展，展品好像刚刚穿越到现代，无瑕，流光溢彩；而眼前的陶瓷，皆是残片碎器，瑕璺密布。实际上这正是陶瓷考古的特点，古代窑址的考古发掘，所获多是瓷片与窑具。器物虽然残破，却承载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因其出自考古发掘，数量且丰富，故而真实可信；加之遗物都有明确出土地点与层位关系，不同时期的瓷片能够相互缀合，一个窑址的兴衰之象，因此一望便知。本次展出的瓷器，在陶瓷史上都留有印记，或为传世不见的，或为史书失载的遗珍。展品丰富难以概说，试举数例以飨观众。

越窑在唐代曾执青瓷生产之牛耳，与邢窑齐名，并称为“南青北白”。在当时即有诗人吟诵，如陆龟蒙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而其珍品“秘色瓷”，更是历代著录不绝，极尽渲染。如周煇《清波杂志》云：“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不同时期的越窑产品如何？“秘色瓷”是怎样产生的？“纸上得来终觉浅”，随着对寺龙口越窑址的发掘，这些问题才得以解答。厚重的地层如同一本巨著，记录了各时期越窑生产的方方面面。本次展览的秘色瓷，虽然与匣钵窑具粘连，却因此凝结了历史，使人窥知当日秘色瓷生产方式。这次发掘还发现了众多以往鲜为人知的“余姚官窑”。《中兴礼书》记载，靖康之变，宋高宗在仓皇南渡之后，仍不忘举行明堂大礼。在庙堂祭器尽归女真的情况下，高宗降旨由余姚府烧造部分礼器。因此我们在此时的寺龙口窑址的南宋层中，意外发现了大量仿三代礼器造型的产品，器形端庄周正，古朴典雅，在本次展览中亦可一观。

清人魏源《圣武记》记载元代建制时，以“惟务侈阔”四字尽括。若以此品评元朝瓷器，想来也十分贴切。例如元青花，如同一匹战马，虽然大大咧咧地奔突进了历史，但却娴熟地展现了陶瓷不曾有过的雄浑与矫健。可惜元青花盛极以后衰不旋踵，直到近代方为人所知。景德镇落马桥的发掘，试图在历史的烟云中，捕捉元青花留下的踪迹。本次出土的元青花数量，品种丰富，使人一瞥大元梦华中的瓷器生产盛景。例如本次展览的青花龙纹梅瓶，虽为一残器，却器身宽阔，胎骨厚重，可以遥想当年的器形之硕大。器物的腹部，一条青花三爪龙扶摇直上，巨鳞利爪，流须浮云，虽只见其身，却能身临其境般感受到巨龙的凶猛与威严。器物肩部环绕一周变形莲瓣纹，莲瓣内以杂宝点缀，布局严整而富于层次，显现出元人制器在豪放洒脱的背后，是对匠心的恪守。梅瓶的旁边，为一釉里红高足杯，外壁以红釉书诗文“不饮空归去，桃花也笑人”，意为兄弟朋友相逢，如果不喝酒就各自别离，连桃花都会取笑他们。高足杯是元代典型器物，作为马背上的民族，蒙古人热爱持杯畅饮特甚。此高足杯是在宴会上用于劝酒。马上民族的豪放与农耕民族的典雅，在此器上得以融合。得益于陶瓷考古，元代制瓷业的诸多面相才得以重现于世。

传统的明清瓷器鉴定有句行话，叫做“永宣不分”，意为永乐和宣德时期的官窑青花瓷难以分辨。诚然两者皆是稀世之珍，价值千金，何必区分那么细致呢？但陶瓷考古不是考虑器物的市场价值，而是要透物见人，究心于不同时期瓷器生产特点。2002-2004年景德镇御窑厂的发掘，清理出一批时代明确的永乐、宣德时期的瓷片标本，“永宣不分”变成了“永宣易分”。同时发掘出土了大量传世不见的，包括内白釉外釉里红赶珠云龙纹碗、红釉梅瓶、刻花云龙纹梅瓶、僧帽壶、印花花卉瑞果纹盖盒、黑釉划花鼎式香炉等。这些的器物，将在本次展览中一一亮相。

与端居深宫的官窑成品相比，这些残片因未能通过拣选，被有意地打碎瘗埋，体现了皇权仪制的冰冷无情。在与世隔绝数后，他们通过考古得以焕发新生，刷新了我们对宫廷艺术的认识。片瓷虽小，却可究天人、通古今，尽显世事变幻。通过这次展览，正可以于遗珍追怀古意，以考古探究新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