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字画+战国风格青铜虎面世，价值多少呢

徐悲鸿字画
徐悲鸿（1895-1953年），汉族，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市屺亭镇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擅长人物、走兽、花鸟，主张现实主义，于传统尤推崇任伯年，强调国画改革融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骨骼的准确把握，并强调作品的思想内涵，对当时中国画坛影响甚大，与张书旗、柳子谷三人被称为画坛的“金陵三杰”。所作国画彩墨浑成，尤以奔马享名于世。

被称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主张发展“传统中国画”的改良，立足中国现代写实主义美术，提出了近代国画之颓废背景下的《中国画改良论》。

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8岁。按照徐悲鸿的愿望，夫人廖静文女士将他的作品1200余件，他一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及近代书画家的作品1200余件，图书、画册、碑帖等1万余件， 全部捐献给国家。
寄寓与象征本为文人画传统，自古有之，徐悲鸿则将之大大扩展了，多层次、多角度地呈现了其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就“马”的寄寓来说，以为界，前后有所不同：前较为丰富，依时局、生活状况或心境等因素的变化，或为驰骋沙场的悲壮，或为寄托希望的昂扬，或为欢呼胜利的喜悦，甚至还有对故园的怀念、对颠沛生活的无奈、对亲人的牵念……；后，常见的便是以两种题跋为主的歌颂基调，且为之前所未见：一为“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一为“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大约均早题于1950年所作的《奔马》中。我们这里关注的《奔马》（辛卯春日）即可视为其后同类作品的代表作。

《奔马》（辛卯春日），马头为近四分之三侧面，并与身体呈反向之势，很自然地了颈部的扭动，造成强劲的力感和神俊之气；与处理非正侧面的马一样，颈部被适度拉长，但其粗壮度则类似正侧面的马，这使得腾跃有了更稳定的支撑；湿墨为主，墨韵面积大而整，“虚”的效果提示了自天边而来的距离感；地淡化了轮廓线，轮廓边缘也避免了完整性，没有通常有明确轮廓线的马那么“实”，符合状态下身体各部位的松活感；大面积的黑白对比形成强烈的光照感，但又非固定光源的西法用光，而是黑白相生的中国画处理光感的方式，所谓“不合物理合画理”，同时适度缓和了以墨块辅助造型的素描方式，达到一种笔墨和写实造型间的平衡；前后腿暗含了焦点的透视关系，但近于正侧面的平行于画面的躯体又弱化了这种纵深感，在二维与三维间求得了某种和谐；前腿之蜷抱自然比前伸更具奔腾意味和内在的强劲感，但要比正侧面的蜷抱在表现上难得多，两只前腿的相互关系、前伸的角度、向内的弯曲度、各关节的安排、与后腿间的开合度、腿与蹄的虚实处理等等，是决定这类“天马”成败的关键，该作在这方面的处理堪称。总的说，“马”作为徐悲鸿一生致力的融合中西的中国画改良实践的重要题材，西画的因素较为潜隐，笔墨的发挥为充分，融合得为成功。

战国青铜虎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富于生活气息，注重实用而别出心裁，华贵绚丽又不失大雅。此时的纹饰已从过去奔放的粗花，变为工整的细花，并向图案化方向发展，神秘色彩大为淡化。这一时期青铜器的特点和成就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讨论。

　　战国时期青铜器的时代特点

　　一.列国器物大量出现

　　西周属周王室和王臣制作的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占大多数，诸侯国的为数甚少。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东周王城，开始了春秋战国这个激烈动荡和深刻变革的时代，王室衰微、列国蜂起、诸侯争霸，新兴势力不断出现，文化由于创新与个性变得纷繁多彩。在青铜器上则表现为王室、王臣的礼器几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列国诸侯、卿大夫甚至卿大夫家臣铸造的器物。这和当时王室衰微而诸侯、大夫及家臣势力不断壮大的形势相吻合。

　　二.地域风格的形成

　　从器型风格上看，大体上呈现以三晋为中心的中原、以秦国为中心的西方和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三足鼎立的格局。

　　[1] 三晋青铜器。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列国的强盛和自身文化特点的形成，三晋青铜进入了繁荣时期，山西侯马上马村、浑源李峪、闻喜上郭村、长治分水岭、万荣庙前村、太原金胜村、长子、潞河等地，河南辉县固围、赵固、林县、陕县、新乡，新郑、洛阳等地，河北的邯郸百家庄、邢台东董村、南大汪等地，都以出土青铜器而。这些青铜器在继承西周以来晋之传统器形基础上，增加了方座豆、盖豆、敦、各类鸟兽形尊等崭新的器类，将传统的食器系列鼎簋鬲舟盘，变为鼎豆壶盘 组合为主，与同时期的南方楚器，西方秦器有明显的文化差异。

　　[2] 秦国青铜器。战国时期秦国青铜器继承了西周传统，并具有自身的风格。迄今发现早的秦国青铜器是陕西宝鸡西高泉村 1号墓出土的一组器物。其中壶、豆 2件，为西周遗物；三角锋的戈，则是春秋前期的标准型式。陕西户县宋村及甘肃灵台景家庄墓葬所出青铜器在形制上已有明显特点，鼎腹极浅，蹄足粗壮,了东周秦鼎的特型式,簋口微敛，两耳小而无珥，是秦簋的通制。纹饰以窃曲纹、鳞带纹为主。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随葬品多仿铜陶器，铜器出土不多。战国晚期秦墓，如凤翔高庄野狐沟1 号墓等,出现了鍪、蒜头壶等富有特色的典型秦器,并延续到秦代。

　　[3] 楚国青铜器。楚国青铜器从西周晚期开始，显露出楚文化特有的风采，到春秋早期，楚国青铜器已经摆脱周式铜器传统的束缚，新的楚式铜器开始出现，楚国特有的束腰平底的升鼎，小口带盖的罐形康鼎，折沿束颈的繁鼎，是在青铜重器正鼎系列中显示出标新立异的楚国风格。在装饰上，楚器的繁缛夸张使青铜器在厚重中充满了灵性。失蜡法的出现，更是将青铜器由神秘的祭器变成为玲珑剔透的艺术品。在铭文上，楚人用波折流丽，富于变化“鸟虫书”、整齐有致的韵文，传达出楚人谴词造句和书写中唯美的思维习性。

　　此外，北方、西南方、东南方等几处少数民族区域也各有其特风格。在东周时期长期的列国兼并争霸中，诸小国纷纷为强国吞并，只留下这些小国墓葬所出风格各异的青铜器，述说出一代国君的繁华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