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鼎的社会象征及其寓意

鼎的社会象征及其寓意（社会地位） 
 
在夏商周时代，鼎多用于祭祀或典礼时盛煮鱼猪牛羊肉等食物，是用于祭祀或典礼的，是夏商周各级的品；因此鼎自诞生起，便被赋于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作为礼器。 
 
鼎的社会地位来源： 
《史记·封禅书》说：“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又“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随上者七十余人，尤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须，龙须拔，坠，坠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须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后又有蔡全法在《从黄帝铸鼎看我国古代鼎
的起源与发展》中说“铸鼎塬是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核心地区之一。当时天地人三鼎的铸造，
不仅代表着氏族群体在与自然作斗争中，创造发明了冶铸新技术，而且由此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天、地、人三鼎，即代表天神、地神、人神（祖神）。而三神之中重中之重的神是人神，亦即祖神。在古人的观念里，天神、地神代表着以自然为本的概念与认识，是自然界中人类依靠赖以生存之神的载体。人神，是以人为本的标志，也是对人祖地位的提升。三鼎作为祭器，是氏族社会黄帝文化时期及其以后各种社会形态变迁中，实行“政权”与“神权”并重政体的肇端时期。以鼎为祭器，使黄帝成为万诸侯（众多氏族集团）林立的氏族社会天神的代言人，地神意志的贯彻者，人神权力的执行者。黄帝由此也成为数千年王权神授观念及孝道思想的创始人。” 
夏禹治水时，曾铸九鼎以代表华夏九州，成为一匡诸侯、统治华夏立国的标志，大概也就是从那时起，鼎开始被推到代表国家重器的位置上了，九鼎，实际上是大禹之子夏启时铸造的。侯江波在《浅析鼎由食器演变为国之重器的过程及原因》中，分析了青铜鼎从原有的食器到祭祀礼器，终上升为国器地位。其中说“礼器是古代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是的专利。青铜礼器作为维护奴隶制宗法礼制社会的工具被当时的统治者神圣化了。统治将其在宗庙祭祀时常用而又特别重要、特别宝贵的礼器，视为祖宗和社稷的化身。鼎就是这样的礼器。正是因为青铜鼎在国之大事中充当了为主要的礼器，所以其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于是便从日用器皿中分化出来而成为国之重器。” 
《春秋左传》载，九鼎铸造的情况是这样的：夏朝初年，划天下为九州，设州牧。夏启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鼎。派人先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精选工匠，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图饰刻楼精美、古朴典雅、气势庄重，以一鼎象征一州。所刻图形亦反映该州山川名胜之状。九鼎象征全国九州的统一和王权象征 示夏王已成为天下之共主，是顺应“天命”的。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bó）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hào）京。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 
周朝建立以后，铸鼎热胜过商朝，可称鼎盛时期。鼎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标明身份等级的功用被大大强化了，周制定了“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礼仪。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鼎的制造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周鼎造型逐渐由方斗状四足演变为园口鼓腹，三足，壁厚趋薄，图饰镌刻精美。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盛况。奴隶主垄断了铜鼎等祭祀宝器和祭祀权，还是他们日常生活使用的主要器皿，所谓"钟鸣鼎食"便是现实的一种反映。同时，在奴隶主中还划分为不同的特权等级，其中铜鼎的使用便是其等级差别的标志之一。在周代，就有所胃"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等用鼎数的差别。这种等级差别已在周代墓葬考古中已得到证实。 
马福贞在《浅论青铜礼器与中国青铜时代的政治文明》中讲了铜器与青铜礼器时代的区别，讲述的是青铜礼器是明贵贱、辩等级的宗法等级体制的体现。其中讲“青铜礼器的发达是宗法制高度发达的象征。”“依据名分确定伦理规范和准则,确定有关社会政治的礼法制度;为了确保礼法制度的实施,国家采取政令等强制手段,以求得社会政治的稳定,从而巩固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青铜时代礼乐文化的核心是/名贵贱,辨等级0,而等级森严的青铜礼器使用组合规范化、制度化正是青铜时代名贵贱,辨等级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生动体现,是统治极力维护奴隶制社会等级秩序的有力实证。” 
鼎作为一种重要礼器，象征着团结、统一和，是代表和平、发展、昌(chāng)盛的吉祥物，如“中原”“一言九鼎”。这座世纪宝鼎，集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之大成，熔古代技艺与现代科技于一炉。它的整体结构(gòu)、艺术造型和纹饰配制，显示了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