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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充大尾巴狼，装模作样去夜校给农工们讲。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在一队，我还喂过公（种）猪，公（种）猪房是单的一座房子，原先是舒会计喂的，后来他调走了，孙书记接着喂了一些日子，可能是他当领导忙，后来叫我去喂，兼作兽医。刚开始可把我吓坏了，公（种）猪长的非常壮实，像头牛似的，嘴巴又长呲牙咧嘴很吓人，要给它扫栏喂食，还要赶它出来遛弯配种，好的是就两头种猪，劳动量不大，就是有点危险，怕被它咬。除此之外，我还和老余叔一起赶过牛车放过牛，和熊开堂一起划船到总干渠绞过猪草，扛过一二百斤的猪食料包。当年冬天，我还参加过灭螺队，住在马房队灭螺。马房队当时有个武汉知青，白白瘦瘦的，病病怏怏的，人们都说他有精神病，这个我印象较深，不知后来这个人怎麽了。 到了秋冬，大量的红薯收获了。我们就开始了加夜班打红薯粉条。队里的青壮劳力参加，没有任何补偿，只有一顿夜班饭吃。每天八点钟左右开始，十二点左右结束，不影响第二天上班。打夜班诱惑人的就是可以吃到一碗白菜或萝卜炖肉。我的几个朋友，像樊忠、杨正华等人也经常跑到我那儿去，晚上不回，也可以享受一下那诱人的宵夜。 那时候，人年轻也不觉得累，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劲。懵懵懂懂的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只是想好好干好自己的事，表现好一点，看将来有没有什么机会跳出这个“农门”。 但是，想法和现实还是有差距的，有时候，人倒霉时，你也会躺着中枪。 有一次，樊忠在我那休息，我去上班了。他用一张纸抄了一首内蒙民歌的歌词放在了我的枕头下面，我不知道。不知怎麽被CLY等人发现了，把它交给了孙书记。孙书记立马找我谈话，说我思想意识不健康，写这种低级下流的诗歌，我如坠五里云雾，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说没有啊，书记说，你还实，东西都在我这里。说罢把纸递给我看，我一看是樊忠的字，上面写着：我的门窗差半扇，我的床铺没人暖，姑娘啊你说怎么办？ ......顿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说这不是我写的，这是一首内蒙民歌。书记说，你说不是你写的那是谁写的？你要端正态度好好反省反省。我又说，你怎么认为这东西是我的呢？书记说，是CLY从你枕头下发现的，你说，不是你的是谁的？我无言以对。当时心里恨死了CLY。离开了书记，我找到了CLY，和她大吵了一顿。这事分场也知道了，周映成书记找我，批评了我一顿。把我拟参加路线工作教育队队员的资格也取消了。那时我感到很沮丧也很无奈，情绪也很低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