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石

购员-曾为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属地——喀啦沁旗锦山的灵悦寺内，供奉着一尊石佛（高14厘米、宽7厘米、厚4.5厘米），其石质属巴林石中的粘性料，玫瑰色，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杂质。因属朝产，多年供奉，具体资料已无从考证。观察石佛，与众不同，头罩佛光，面部雍容富态，带发罩，露出两根辫子，服饰为窄袖长袍，衣纹线条流畅，手托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盘坐在莲花台上，应该说，这是一位公主，刻成了佛的形象。从雕刻手法上看，此佛应是唐宋时期所刻。
有文字记载：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落的庆功宴上，属下奉献一只巴林石碗，大汗用它盛满美酒，频频举杯，不住口地称赞：“腾格里朝鲁！” 意思是“天赐之石”。清朝时，石碗成为上奉朝廷的贡品。2007年，在一座古墓中，还发现了殉葬的黄色巴林石碗。在喀啦沁旗博物馆里，珍藏着两方巴林石大印，一方上刻着“喀啦沁王之宝”，另一方刻着“世守南漠”，一方刻的是小篆，一方刻的是隶书，两方章是在王爷府院内地下挖出的，不知是哪代王爷之印。民国初年，矿物学家张守范命名巴林石为“林西石”，日军侵华时期，曾抓劳工开采过矿石，行动很诡秘，管理森严，劳工也不懂采的为何物，鸡血红和彩石矿脉都被开采过。
七十年代初，地质部门前去考察，发现有遗留采坑多处，规模很小。民间流传历史上曾有南方人用骆驼驮走过巴林石。1973年，正规开矿时，发现一个采洞内有点灯用的油碗，一只陈旧的鹿角，一把不是当地人所用的刀子，一个粗雕成型的佛像，这些现象表明，过去确有南方人前来探险和采石。
石巢先生在1982年就预见到：巴林石“储量丰富，将来可成名矿”。同年，中国工艺美术公司副总经理林佑女士率金石界考察了矿山，确定巴林石为雕刻彩石原料的三大支柱之一。
从巴林石采矿始，当地的三家雕刻厂应运而生，以后，巴林石逐渐被福州、青田、北京、西安和山东等地所用。
同时台湾吴金泉先生还自筹资金，在1995年由方宗硅、吴金泉、门国礼三人编著，通过台湾《印林》杂志社发行的图集《巴林石谱》，填补了巴林石书籍在台湾出版的空白。这部印石图集，打破了巴林石文献冷清、沉寂的局面，图文并茂。《巴林石谱》对巴林石分类、命名等在当时亟待解决的文化认识问题，进行了可贵、有益的探索，突破了海峡两岸交流的禁忌，让巴林石次带着自己的文化印记，从巴林右旗草原走到台湾，走向世界。
尔后，《中国巴林石》、《中国国石巴林石》等典籍相继出版与发行，为巴林石营造了的文化氛围，巴林石成为宝玉石界的“白天鹅”。这种变化，让人们看到了文化的力量。文化意识的觉醒，不仅仅让人们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认识了巴林石，并且推动了这个产业，拉动中国印石走向了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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