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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由于全社会电力需求增速放缓以及火电疯狂上马，常规能源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挤出效应加剧，致使弃风弃光问题越发严重。尤其是入冬以来，甘肃、宁夏、黑龙江等“三北”地区省份的弃风弃光比例超过60%，新疆甚至勒令可再生能源机组停发。预计今年全年的弃风弃光电量将达到400亿千瓦时，直接电费损失约220亿元。其中弃风电量预计达到350亿千瓦时，比2014年多出200亿千瓦时，弃风损失几乎抵消了今年全年新增装机的发电量，风电产业一年的新增社会经济效益几乎全部被浪费了。
这种现象造成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浪费，致使发电企业全面陷于亏损状态，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资本市场开始提高对风电光伏产业的风险评估等级。如果弃风弃光问题不能尽快解决，可再生能源行业将整体陷入恶性循环。可再生能源发展动力将被削弱，开发成本的持续下降无从谈起，不仅十三五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难以实现，而且我国在今年巴黎气候大会上承诺的2030年减排目标和能源结构调整的计划都将落空。
因此，办法的提出，旨在通过切实可行的机制建设，解决困扰可再生能源产业持续发展的难问题。
问：我们注意到电改9号文和前不久发布的多个电改配套文件中也多次提到可再生能源上网和保障性收购，这与《办法》有什么内在的逻辑联系?
秦海岩：直观来讲，《办法》可以理解为依据《可再生能源法》中关于“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相关规定，为落实电力体制改革系列文件中提出的有关目标和任务而制定的具体措施。
电改9号文将解决可再生能源保障性收购、确保可再生能源发电无歧视无障碍上网问题作为当前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首批6个电改配套文件中，也提出了实施可再生能源上网和保障性收购的机制框架。例如，在《关于推进电力市场建设的实施意见》中提出
“坚持清洁能源上网……形成促进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市场机制。规划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发电合同可转让，鼓励可再生能源参与电力市场，鼓励跨省跨区消纳可再生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