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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包含以蝴蝶为主配以其他内容的纹饰，狭义上仅指立的蝴蝶纹。受宋代花鸟画成熟的影响，瓷器装饰中花鸟虫鱼题材大增，蝴蝶纹开始盛行。宋瓷上蝴蝶纹多取蝴蝶对飞纹样作圆形构图。典型器物有明成化斗彩团蝶纹罐、万历五彩花鸟花蝶纹蒜头瓶等。雍正以后瓷器上还盛行一种瓜蝶纹，即以瓜蔓与蝶纹相配，谐音“瓜瓞”，习称“瓜瓞绵绵”，寓意子孙万代连绵不绝，乾隆粉彩瓜蝶纹瓶即为代表之作。

景泰五年（1451）有减饶州岁造瓷器三分之一的记载；天顺元年（1457）曾派中官赴景德镇督烧瓷器，则三朝之中不论官、民窑均有烧造。这三朝的传世青花器物除被称为「云堂手」的人物图器皿外，另有一类以麒麟、孔雀等瑞兽珍禽为主纹的梅瓶、大罐。耿宝昌先生曾指出：「这些器物的风貌与其时画坛高手林良、戴进的画风一致，联系到有关文献记载，笔者认为，这一批青花器，就是继宣德晚期以来的定制，由同一代工匠绘制造就，用于赏赐诸藩王的御窑器」，见1993年出版《明清瓷器鉴定》，74页。
        此类单以麒麟入画的十五世纪青花梅瓶极为少见，前文提到一件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麒麟、杂宝云纹梅瓶，见前揭书，74页。
        亦可比一件十五世纪青花孔雀麒麟纹大罐，载于东京1976年出版《世界陶瓷全集》

这种釉光，润而不燥，光从内发，釉面光泽蕴润如玉，与新瓷上耀眼的浮光不同。即使是新出土的老窑，其釉内略变土色，而釉表仍是光洁莹润的，与伪作的土锈水冲即净不同。这种釉光，亮而不火，是一种带有深度感的亮反光，决不像新瓷那样仅止于器表很亮的“火光”，没有深入釉层的折射光，即行里人所谓的“贼光”。
就算是出窑后历经数都未开过封的“库货”，虽光泽灿烂如新，但釉面还是有一层深厚如玉的润光，断无刺目之感。这种釉光，用手抚摸，润滑不涩，新瓷则总有涩手和毛刺的感觉，摸起来有轻微的“沙沙”声，感到有灰尘一样。
釉光是瓷器“质”的表现。现代的作伪者，无论采取高压蒸煮或用浆砣、布轮磨擦去光，或用氢氟酸涂蚀釉面再用烟尘染旧等等，都是仅可改变其“形”而难变其质，无法做到真正的以假乱真。这些伪制措施，在实施抽时，即留下了诸如釉面缺乏层次、干涩呆板、手感生涩，在放大镜下可见酸咬微孔或规则划痕等等鉴别证据。

蓝浦《景德镇陶录》
清景德镇人氏蓝浦原著，六卷，后经弟子郑廷桂增补为八卷，另加入卷首《图说》和卷尾《陶录余论》共十卷，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由异经堂刻印刷出版（四册一函）。

《拜经楼集》。
该书上卷分原始、选材、本艺、家溯四个部分，介绍制陶的基本工艺和制作家。
下卷分丛谈、文翰两部分。丛谈是有关制陶、用陶、品茗的杂记；文翰则列举有关宜兴陶器的著述、诗文，例如周容的《宜兴瓷壶记》、沈子澈的《茗壶铭》、朱彝尊的《陶砚铭》、汪森的《茶壶铭》、吴梅鼎的《阳羡茗壶赋》和熊飞的《坐怀苏亭焚北铸炉以陈壶徐壶烹洞山岕片歌》等二几种。
《阳羡名陶录》是作者“雅慕诸人名，欲访求数器，破数十年之功”（吴骞序）所得，是研究我国及宜兴
发展历史的宝贵史料，在我国工艺技术史上占有要地位。
清末民初，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原来蒙于清宫的大批瓷器呈现于世。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许多瓷器流失海外。在这种情况下,一批知识分子出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而开始了对瓷的研究。下面的几部陶瓷鉴赏著作即产生于这一时期。

《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
邵蛰民原撰,余启昌增补，民国二十七年(1939年)铅印本。邵蛰民（生卒年不详），北京人，好金石之学,该书乃根据其历年亲眼所见撰写而成。全书分为总论、时代、出处、色泽、器式、款识、绘画、赏鉴、杂记、附识,共十部分，对瓷器的发展变化、形制特征等详加评论,引证博赅，文笔简练。该书增补者余启昌,字戟门，浙江绍兴人，光绪八年(1882年)生,卒年不详。佘氏于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在北洋中供职，1928年后弃官从文,曾在北平大学及北京大学任教。民国初年,余启昌在友人的启发下开始研究瓷器,此后又经历了承德、沈阳两处文物移存北京及故宫文物清点工作。迨至抗战前夕的古物南迁，余遂立志撰述。1938年夏,得到邵蛰民的《古今,器源流考》，利用半年左右的时间为之增补重新编辑,于当年冬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