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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柯九思的生年，过去有的书籍上的记载是错误的，例如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记载为生于元皇庆元年壬子（1312），天历二年己巳（公元1329年）被拜为"奎章阁鉴书博士"，也就是说，柯九思虚龄18的的时候就担任了这个职务。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人虽有天份，大哪有18岁就任"奎章阁鉴书博士" 钤的呢？显然，这一记载是错误的。那么柯思九的生年应该是哪一年呢？故宫博物院藏元代元代虞集《诛蚊赋》卷，后尾纸上有柯九思的题跋，柯氏名款下钤盖了几方印，其中一方印为"唯庚寅吾以降"，这方印章为他的生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考元代有两个庚寅年，其一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再一为至正十年（1350）年，柯九思的生年毫无疑问是个庚寅年，即公元1290年。天历二年己巳时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已经虚龄40了。

文史知识
历代帝王年号、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识，对于书画的正确鉴定，往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历代帝王的年号在开始或终结时，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个皇帝死了，又换了个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换了年号，也有些当年并没有改元，依然沿用旧的年号。例如：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仅一个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没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为天启。我们从某些书籍上看，万历只有47年，泰昌仅有一个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检（毅宗）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书籍上把这一年算作清代顺治元年。
我们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日，同样是符合逻辑的，例如：杨铉《临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的款写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时崇祯十七年春月也。"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16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

方琮的这幅山水所用材料为细网网丝绢，此绢在书画鉴定中应为先的疑点。网网丝绢亦称灯笼绢，是—种纹路极粗的劣等丝绢，在清中期至民国时期，江浙湖洲一带均有生产，此种丝绢的出现，当是我国江南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种反映。它的时代背景是：由于在清雍、乾两朝盐运的复苏，促进了扬州滨海一带的经济发展，当时居住在扬州一带的有钱人多为盐商，据《康熙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七》记载：“山西、陕西、徽州之盐商皆寓其处”。由于这些拥资千百万的盐商出于商业的需要，为改变其社会地位而投资文化，而把养士、附庸风雅、扶持文化艺术事业作为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手段。由于他们以巨资收藏书画，推动了江南—带书画供求结构的变化，书画的需求量迅速提高，渤中书画供求结构的变化牵动了小市民，形成了以书画装点门庭的社会风气，这下子普通书画的需求量则急剧上升，适应市场需要的廉价装裱材料—网网丝绢应运而生。此绢大致可分粗细两种，细者经丝纬丝齐整，纹路成方格，但经纬丝之间均有一条丝的间距，这样在经纬丝组成的方格间均能透底成小方孔状；粗者经丝紊乱而纬丝齐直，经纬丝间距不等，如纹格不直之纱窗。此绢价格极廉，可用作低档书画的装裱材料，但细网网绢在当时经过特殊加工后可作为书材料。至清，当网网绢出现之后，便发展为以糊中缠土托绢，糊中缠入白笈将落丝。当绢拓出后，丝格间均以浆工添平而不漏底，使绢面平光如纸而能作画自如。从现今流传的此等托绢的画作看，几乎皆为清同光以后所画，而此绢在清末画家中除极少数廉价售画的不画家使用外，大多是坊间的行画在使用，—般画家均不使用。故方琮的这隔山水以网网丝绢为材料便引起首要嫌疑。由于材料粗糙，所钤小印几乎看不清为何字。从装裱看，亦为民间粗制花绫所裱。这些皆是缘于成本合算，当时本为普通商品画，面向普通购买者。

有一种复旧方法能使两幅作品几乎完全相同，这就是揭裱旧字画。自明朝以来，书画常用的质料是宣纸，宣纸经特殊工艺制成，与纸不同。如果宣纸在制作时一次成形，其厚薄多不均匀，因此必先作极薄的一层，根据其价格宣纸可以加层。一般普通的宣纸也有二三层，厚的有四五层之多。因此，一张宣纸也可以再分揭为数张。这样，书画原作一经商人之手，必设法揭出若干层。由于宣纸用墨极易渲染，几乎每层都可以浸透画家的笔墨，但揭层越多，笔墨越淡，每层的原作也比较淡，作伪者便再用宣纸裱数层，墨迹轻淡之处再照样添补，新墨如很明显，再用熏旧之法使其变旧变暗，真伪便难以分辨。不知此情的人在将古旧书画或名人书画送给裱工装裱时，上一层笔墨俱佳者往往被他们揭去，被骗后也不知所以。

揭裱旧字画和名人字画常用的是揭二层，第二层透过来的墨与原作相差不远，再加以重新填墨、润色、装裱、加盖印章，其神采便会溢于纸外，欺人效果更佳。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沈阳故宫所藏，各有一幅赵之谦《牡丹》图轴，二者几乎完全一样，经鉴定才知道，沈阳故宫所藏之《牡丹》图，是作伪者揭二层所为。用这种办法“复制”古旧字画和名人字画要求揭裱水平很高。如果稍有懈怠，便会弄巧成拙，不但所揭之书画神采全无，就连原迹也可能毁于一旦，悔之晚矣。

“崇宁重宝”的那个老杨，玩弄古币有三十多年了，且在没下岗之前，还是个国企职工。与交流，他们不一定把自己的真知灼见告诉你。与这些人交流，他们会有什么说什么，不会遮着掩着，所以遇到吃不准的钱，我就请教老杨等人，谈谈自己对一些钱的认知和疑惑。
有一个周末，我在地摊上和老杨交谈时，看见一个穿着天蓝色校服、背着书包的中学生立在旁边，当看到老杨拿出几枚钱文相同、包浆不同的钱给我展示时，他也凑了上来，老杨发现了，即和他和打招呼，然后给我介绍说这个娃一到周末，上完补习班就来了。每次来，都要在他跟前待一会儿，他也喜欢玩古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