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定何许人瓷器

包括单的鸭纹和以鸭主体的组合纹饰。鸭纹多配以荷莲或芦苇，更奇者与雄鹰相配。宋代受中国花鸟画题材影响，瓷器上的鸭纹为丰富，定窑、景德镇窑、耀州窑、磁州窑多以此为装饰题材，画面上多是两只或四只鸭成双成对，周围莲草相问。尤以老鹰逐鸭为精彩，黑鹰从天飞扑而下，一鸭仓皇逃窜，一鸭急钻入水，尚露腚尾，水花四溅，芦苇摇曳，画面真切动人。
北宋 耀州窑青瓷刻波鸭纹六棱碗

北宋 越窑蝴蝶纹粉盒
此器为扁圆形，盖稍鼓，盒身子口，直腹下折，圈足外撇，圈足内施釉，并见垫烧痕。盒盖上鼓，盖面以凸弦纹分为内外两区，内区刻划蝴蝶卷草纹，外区划一周流云纹，构图严谨规范，刀法流畅简练，蝴蝶纹细腻传神，盒身素面无纹饰。
        盒内外通体施青釉。此盒为妇女用来存储胭脂香粉等的物件，是宋代常见的器形，造型小巧精美，做工较，为越窑烧造。
《中国陶瓷全集宋（下）》中所有类似藏品（《中国陶瓷全集宋（下）》，第74页，图30），两者均饰蝴蝶纹，可资比较。
参阅：《中国陶瓷全集 宋（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74页，图30更多历史拍卖纪录。

鹿纹是一种反映原始渔猎生活的传统陶瓷装饰纹样。唐代长沙窑有青釉鹿纹褐绿彩注壶，小鹿体态轻盈，边跑边顺盼，是的佳作。宋代缂丝上的天鹿纹移植于瓷器，典型纹饰如定窑白釉盘上的印花鹿纹，画面上两只长角鹿奔跑在枝叶缠绕的花丛中，只鹿回首张望，后一只鹿追赶呜叫。
清雍正 粉彩蝠鹿纹小杯 （一对）
 磁州窑枕面上所绘鹿纹动态不同，或在山中奔跑、或在草莽间漫步、或卧于灌木中惊望、或立于路途上徘徊，线条流畅写意。明代晚期流行以谐音和寓意象征吉祥的纹样，鹿纹作为“禄”的替代形象常与蝠(福)、寿桃组合成“福禄寿”吉祥图案出现在青花瓷器上。乾隆朝创烧的粉彩百鹿纹尊，把鹿纹的人文含义推到了，乾隆以后及近代仿制品较多。

这种釉光，润而不燥，光从内发，釉面光泽蕴润如玉，与新瓷上耀眼的浮光不同。即使是新出土的老窑，其釉内略变土色，而釉表仍是光洁莹润的，与伪作的土锈水冲即净不同。这种釉光，亮而不火，是一种带有深度感的亮反光，决不像新瓷那样仅止于器表很亮的“火光”，没有深入釉层的折射光，即行里人所谓的“贼光”。
就算是出窑后历经数都未开过封的“库货”，虽光泽灿烂如新，但釉面还是有一层深厚如玉的润光，断无刺目之感。这种釉光，用手抚摸，润滑不涩，新瓷则总有涩手和毛刺的感觉，摸起来有轻微的“沙沙”声，感到有灰尘一样。
釉光是瓷器“质”的表现。现代的作伪者，无论采取高压蒸煮或用浆砣、布轮磨擦去光，或用氢氟酸涂蚀釉面再用烟尘染旧等等，都是仅可改变其“形”而难变其质，无法做到真正的以假乱真。这些伪制措施，在实施抽时，即留下了诸如釉面缺乏层次、干涩呆板、手感生涩，在放大镜下可见酸咬微孔或规则划痕等等鉴别证据。

只要学会鉴识釉光，就算在未完全掌握器物断代的知识的情况下，也可准确判定是新瓷还是旧瓷，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市场上留住手边的好瓷。近来，由于民国粉彩瓷器身价急升，成为市场俏货，一些人已开始大量仿制民国，甚至连大路货的桃花病态人嫁妆瓶都在仿制之列。尽管民国瓷器烧制年代并不久远，但器物表面亦有釉光存在。这些出现于市的仿品，器形、纹饰、釉形、釉色无一不肖，稍有疏忽即致“中招”。

通过观察彩釉的析出层（色彩浅淡的纹饰周围釉彩析出层很少，肉眼难以观测得到，但用湿手一抹，在薄薄的清水层上立即便浮现出来。新瓷没有这种特点），以及眼观手摸细辨釉光，从而不至于买假上当。正是由于这种鉴识釉光的“门秘术”，才使得自己在各式“高仿”之前捂住了腰包，免遭无谓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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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古要论》
格古要论是中国现存早的文物鉴定专著。明曹昭撰。曹昭字明仲，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生卒年不详。全书共三卷十三论。上卷为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四论；中卷为古琴、古砚、珍奇（包括玉器、玛瑙、珍珠、犀角、象牙等）、金铁四论；下卷为古窑器、古漆器、锦绮、异木、异石五论。《格古要论》是明代存世早的一部论述文物概述、名玩优劣、作伪手法和真伪鉴别的文物鉴赏专著。

许之衡
饮流斋说瓷》
许之衡，字守白，广州人,生年不详,卒于1925年。许早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归国后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及研究所国学门导师等，在中国古代词曲的研究上颇有成就，著有《中国音乐小史》、《中国戏剧研究讲义》、《曲律易知》等书。该书是他在吸收前人陶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全书共十篇,即概说、说窑、说胎釉、说彩色、说花绘、说款识、说瓶罐、说杯盘、说杂具、说疵伪。此书条理性强,文字简练，尤其是对某些瓷器品种的名称、釉色的分类详细之至。尽管研究陶瓷不是许氏所长，但该书对瓷器鉴赏的阐述却有不没之功。书中考证也有失实之处,如“年窑”应为“年希尧”，作者误订为“年羹尧等。

《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
邵蛰民原撰,余启昌增补，民国二十七年(1939年)铅印本。邵蛰民（生卒年不详），北京人，好金石之学,该书乃根据其历年亲眼所见撰写而成。全书分为总论、时代、出处、色泽、器式、款识、绘画、赏鉴、杂记、附识,共十部分，对瓷器的发展变化、形制特征等详加评论,引证博赅，文笔简练。该书增补者余启昌,字戟门，浙江绍兴人，光绪八年(1882年)生,卒年不详。佘氏于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在北洋中供职，1928年后弃官从文,曾在北平大学及北京大学任教。民国初年,余启昌在友人的启发下开始研究瓷器,此后又经历了承德、沈阳两处文物移存北京及故宫文物清点工作。迨至抗战前夕的古物南迁，余遂立志撰述。1938年夏,得到邵蛰民的《古今,器源流考》，利用半年左右的时间为之增补重新编辑,于当年冬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