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远堂制瓷器仿制不了的特征

民国时期，虽然官窑体系崩塌，但一些统治者为装点门面，专人设计样式，制作瓷器，其质量和水平并不亚于封建时代的官窑瓷器，因此这些瓷器被称为 “现代官窑”“民国御瓷”。从现存实物看，民国早期的袁世凯、徐世昌、曹锟等高统治者，都特制过瓷器，其中以袁世凯特制的 “洪宪瓷” 为有名。“洪宪” 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所用年号，他效仿以往皇帝，命令景德镇烧制精瓷备用。为此，他从故宫选出雍正、乾隆、嘉庆等各朝瓷器做样本，命郭葆昌筹办洪宪御窑，还想重建御窑厂。有一种说法是，原定生产四万件瓷器，但因时间等原因只完成了六千件。这批瓷器除增加新造型外，基本沿用传统制作工艺，且彩绘比清代瓷器。为袁世凯特制的 “居仁堂制” 款粉彩瓷器，具有清代宫廷用瓷的风格。袁世凯灭亡后，主事者为收回本钱，将未烧成的 “洪宪瓷” 底款改写为清代雍正、乾隆等不同年款，所以这批 “洪宪瓷” 中有些造型、工艺相同，但底款不同。后来有人将一批 “洪宪瓷” 转往香港，香港文物鉴藏家杨铨先生将这批共六百余件的 “洪宪瓷” 悉数购得。1959 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杨铨把家藏的 5542 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广州市人民，其中就包括那六百余件 “洪宪瓷”。

专为袁世凯烧制 “洪宪瓷” 的郭葆昌致富后，收藏了大量古瓷，成为民国时期的陶瓷。他将家中所藏瓷器编成图谱《觯斋瓷乘》（郭葆昌别号觯斋主人），共 20 册，还著有《瓷器概说》《项子京历代名瓷谱识》等有关陶瓷的著作。郭葆昌病故后，所藏瓷器为其子女所有。文物王世襄先生怕这批珍贵瓷器散失，找到郭葆昌的子女。经周折，宋子文同意付给郭家十万美金，以 “捐献” 名义将这批瓷器收购。王世襄先生与周士庄先生对照《觯斋瓷乘》的照片及注明的尺寸，逐箱逐件清点后装回原箱，加贴故宫博物院封条。当代民间藏有一个粉彩碧桃胆瓶，为袁世凯 “洪宪” 年间制作，据说当时瓷工因对袁世凯称帝不满，利用胆瓶造型及画面谐音寓意袁世凯 “胆小”，而瓶体化 “碧桃”。这件瓷器既有雍正粉彩的华美，更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具有收藏价值。

“静远堂制” 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徐世昌的品，包括瓶、碗、杯、壶等，均模仿雍正粉彩精细的艺术风格。但也有观点认为 “静远堂制” 款瓷器是郭葆昌所制，徐世昌只是在北京见到过这种瓷器。“延庆楼制” 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曹锟的品，延庆楼是北京中南海的一座楼名，此款瓷器多为大瓶，故宫博物院现藏有 “延庆楼制” 款瓷器。

郭葆昌在景德镇督陶时，还为自己烧制了一批瓷器，署款有 “觯斋” 等。这批瓷器带有浓厚的文人趣味，以瓶类为主。器型雍容典雅，线条简洁，瓷绘以人物和花卉为主。花卉以疏淡为基调，着色清淡，布局疏朗，没有一般民国粉彩花卉的浮华浓艳之俗；人物多为高士图，姿态恬淡，表现出功成身退后隐逸的悠闲，体现了郭葆昌虽出身古董铺小学徒，但愿以文人自居的人生理想。

民国官窑瓷器仿古色彩较重，是中国仿古瓷历史上的高峰期之一，以仿历代名窑作品为主，尤其以仿清康、雍、乾三代的瓷器为常见。常见的有仿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青瓷，仿隋、唐、五代的白瓷，仿宋代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瓷，仿元代青花瓷，以及明清的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及单色釉器。民国初期，景德镇的仿古瓷作坊遍布街头里弄，在南门码头的黄家洲还形成了仿古瓷集散地。这个时期大量的仿古瓷集中在仿明清各朝代的官窑瓷器上，多的要属康、雍、乾三朝的瓷器。

民国官窑瓷器的胎质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特点。早期普遍较为粗松，相较于晚清更为明显，胎釉结合部常泛黄色，但也存在精细的瓷器，与晚清类似。例如一些 “洪宪瓷”，其胎质白润，这是因为在制作过程中选用了精良的瓷土，经过精细的加工和淘洗，使得胎质细腻洁白，且胎体相对较轻，呈现出玲珑轻巧的质感，有别于一般民窑瓷器的粗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