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饶拍卖北洋造七钱二分价格创新高,北洋光绪元宝

明嘉靖以后，中国的币制大体上是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铜钱与银两间维持一定韵比价。铜钱使用是论枚计价，白银在作为交易媒介之时是以成色及重量来计价，然而各地习用的成色与秤法不一，且银子有不同的形状，在鉴定及重量的换算上十分麻烦。外国银圆流入中国后，因其制作精美及成色、重量的划一，可以论枚（圆）使用，非常方便，慢慢成为民间交易的工具，银两在流通上的影响力逐渐式微。道光年间，“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台湾仿洋银形式老公银饼。外国银圆的泛滥造成弊端丛生，自制银圆抵制外币之议由初期的受排斥转为逐渐受到重视。

在旧中国进行货币改革的时候，由于缺乏现代工业，刚开始仿西洋方式造币时，无可避免地仰赖外力。此时，除了经济以外，社会、政治与国际局势都发生了剧烈动荡，造成许多文献的散失，导致今人查证上的困难，所幸有些海外的原始文献保存尚属完整，在“礼失求诸野”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还原部分真相。民国时期，财政部继续推动币制改革。1914年（民国3年）制定《国币条例》，发行以袁世凯头像为图案的新国币，此俗称“袁大头”的新银圆制作精美，成色、重量划一，颇受民众欢迎，在完善的策划及大力推行下，很快将外币驱逐殆尽。

在谈论34年北洋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时，经常会提到现为伯明翰造币厂的英国喜敦厂，但该厂的相关细节在钱币书刊上常一笔带过，缺乏完整的描述，因此泉界流传着许多矛盾甚至错误的说法。对于中国机制币的发轫，该厂涉入甚早，广东钱局的成立即由其协办，而清末各省造币设备竟有三分之一购自该厂，可见其与中国近代机制币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